一些商业机构为何会对青年艺术家、批评家的艺术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原因不外乎此，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具有极大的增值空间，商业机构发掘优秀青年艺术家的作品必须依赖青年批评家，商业机构（拍卖行、商业－营利性画廊等）、青年艺术家、青年批评家由此形成了（利益）裙带关系。然而，无论是“青年艺术家”、“新锐艺术家”、“美术新势力”等的界定，还是“青年批评家”、“新锐批评家”、“第四代批评家”等的界定都是极其荒谬的噱头。在我看来，艺术家、批评家在将来的崛起不能寄希望于商业机构的支持——与商业机构形成（利益）裙带关系只会让艺术创作更加急功近利——只会让逐渐雄起的艺术批评再次失语，而应从艺术、批评自身的自足话语出发彰显艺术工作应有的独立性与学术性。也就是说，青年人、新人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与市场（商业机构）结盟的问题，而是如何反抗市场的问题。
一 价格不应成为检验艺术（品）的唯一标准
商人（这里不包括有品味的商人）的逻辑很简单：就是用自己手中的金钱衡量一切。然而既便如此，像“市场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言论也只能出自平庸的商人之口。每个人都信守自己的价值逻辑而对他人所信守的价值逻辑不闻不问，这便是前资本时代的特征。利益的角逐让人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但是，商人的逻辑也终归是商人自己的逻辑，其并不是所有人的逻辑。就此而言，我们必须区分各种价值逻辑。
商人的逻辑是金钱逻辑。与此不同，艺术家和批评家的逻辑是学术逻辑。就具体的市场运作而言，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分叉只是在于，艺术家既可以走“画廊系统”也可以走“美术馆系统”（“前卫画廊系统”），而批评家所应关注的只是进入“美术馆系统”（“前卫画廊系统”）的艺术家。然而，在中国事实并非如此，艺术家和批评家在利益的腐化下已逐渐丧失了自身逻辑，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悲剧是：大部分商人、艺术家和批评家都奉行金钱逻辑。在我看来，介入市场与商人结盟并获利之后鞭挞抑或高赞市场的行为不是理性行为，更不是学术行为。
逐渐复苏的艺术市场显然已让很多人放松了对艺术市场的警惕，尤其是商人，这根本上是因为他们已对艺术市场的起伏不定习以为常。然而这种疲软状态是艺术市场趋向良性运行的最大障碍。现在，作品价格似乎是绝大多数人（包括很多商人、艺术家、批评家等）唯一关注的东西。何以至此？作品价格最容易让大众认知，而艺术家、批评家的判断目前截然受舆论的牵制。艺术家、批评家独立性与主体性的丧失从某种意义上导致了唯价格是论的悲剧。悲剧的发生显然不单单是艺术市场所致，艺术家、批评家学术信念的缺失亦是重要原因之一。目前，艺术家、批评家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建构抑或重塑已迫在眉睫。
二 艺术家、批评家应在同市场的抗争中崛起
急功近利的收效已让为数极多的人沾沾自喜，“获利者”以为谁率先做出“创造历史”的姿态，谁就会成为“新的历史”的书写者。顺此功利意识，我们的历史似乎呈现为无休止无意义的利益争斗。生于具有悠久革命传统国度的青年显然是新的革命运动的主角，他们中绝大多数人最为关注的问题显然是如何将老一辈掀翻。就“掀翻”这一姿态，我们也应区别看待。至少可区分为两类：一类诉诸于新价值的建构，“掀翻”旧的、不合时宜的价值秩序、系统，这避免不了会与旧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另一类是诉诸于利益，“掀翻”老头子们的威权，分得一杯羹，这避免不了会与很多“老头子”发生利益冲突。相较而言，前者是建构性的，后者是功利性的。毋庸置疑，文化的推进需要“逆反精神”，但是诉诸于利益的逆反实在过于荒谬。或许，我们需要关注更为重要的的问题。
近三十年与中国当代艺术关系最亲近的莫过于资本。可以说，在所有与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系的东西中，资本是最为显赫的。人们普遍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市场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唯一出路——从很大程度上讲，市场挽救了中国当代艺术。在我看来，1992年中国全面开放导致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后果：一个是中国当代艺术与市场发生关系；另一个是中国艺术家通过西方藏家、市场、双年展等平台反攻国内主流话语。前一个后果关涉“艺术与资本”，后一个后果关涉“艺术后殖民状况”。显然，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靠资本拯救中国当代艺术的计划的彻底破产。而“艺术后殖民状况”在今天依然等待着更强大的“艺术后殖民批评”。也就是说，“后殖民问题”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而消失。
艺术的问题永远不可能是艺术市场（金钱、资本）的问题，因为艺术和艺术市场（金钱、资本）是两码事。我一再强调：倘若中国具备合理的“美术馆系统”，那么我们应该极力发挥“美术馆系统”的功能；倘若中国没有完整的“美术馆系统”，那么我们应该努力建构“美术馆系统”。事实上，“美术馆系统”（“前卫画廊系统”）和“画廊系统”是相抗衡的截然不同的系统，这两个系统实际上呈现出学术与市场的抗争。如果承认艺术家、批评家的逻辑是学术逻辑，那么倾向于“美术馆系统”（“前卫画廊系统”）的艺术家、批评家应该选择同市场抗争，并在同市场的抗争中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