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秋天，我从成都南门外长途汽车站搭车前往仁寿寻访石鲁故里。[1]仁寿在成都市正南，汽车从彭山、眉山往仁寿，进入山区，看到山间水库和正在采收的金黄桔林，便到了仁寿。仁寿古称陵州，北宋诗人、画家文同(字与可)曾在此地当地方官，写过一些很有趣味的小诗。如《可笑口号》，其一为：
可笑山州为刺史，寂寥都不似川城，若无书籍兼图画，便不教人白发生。
李特寿有诗吟仁寿：
真成蜀道路蚕丛，万壑千岩一径通，忽见人烟三百户，古陵阳在乱山中。
诗人真实描写了仁寿的山川形势，汽车从山道绕出，远远地看到了奎星阁。那曾是仁寿的标志，当年石鲁从乡下进县城，也该是看到奎星阁便知道进入县城了。
石鲁故家在仁寿县城正北的文宫镇(一作文公镇)松林乡。解放后，这一大片宅院由当地学校、粮仓、公社等等好多单位占用。我去时还有一些旧日的房屋，大门、二门保持着原样。在一列石阶之上的院门正中，镌刻着“抱一庐”横额，两侧楹联也是砖刻而成：“名高食座三千客，友伴山林十八公。”
据石鲁本人回忆，他的高祖父冯家驹从江西景德镇来到四川，初入川时以贩运药材、棉花为生，后来获高额利润，便在文宫镇置田安家，成为当地大户。到他曾祖父时，已有田产5000～6000亩，佃户近千家。
石鲁的祖父冯鹿荪是一个有文化、有政治见识的乡绅。在清四川“保路”风潮中，出任仁寿县保路同志会会长(一说为保路局局长)，以他家族的团练为武装后盾，向端方率领的清军叫板。仁寿乡民素以刁悍好斗驰名蜀中，冯家团练又有从外地买来的洋枪洋炮，真要打起来，宁静的松林乡不知会成为什么样的世界。好在保路风潮以清朝覆亡而结束，而仁寿冯家的影响，在清末民初达到了颠峰状态。
石鲁的父亲冯子融不像其父那样多思多动，他娶妻生子后便过起了典型的乡绅生活，日与花木鱼鸟书画骏马相伴。石鲁的三叔则是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他在外经营工商实业，又从南方买来大批卷轴书画和善本古籍，冯家宅院经他设计改建，也显得气象一新，更添了一些文化气息。
我从破旧的石阶走进冯家宅邸，除了充作乡政府仓库的旧房外，只有一些断墙残垣。有一些新式房屋，是这里建起小学后新筑的了。50年代初，石鲁的叔父辈有好几个在“镇反”、“土改”中被处决，青年人早已散居各处。我们从“秤杆山”上向两边眺望，山林在初冬的雾霭中别有一种苍润静谧的韵致。
石鲁幼年在家庭教师指导下学习，然后进入成都东方艺专。他从东方艺专回到家乡，曾当过小学校的教师，并带领学生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当年的那些孩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个年轻的冯老师?现在，整个松林村如此寂静，一代又一代人的聚散生息，悲欢离合，似都已融入越来越浓的白雾。雾气从土地中升起，秤杆山下的农舍和竹木都已化为水墨淡影。我曾想通过仁寿之行，使石鲁早年生活的印象变得清晰起来，而现在，反倒更加难以捉摸了。
石鲁也是在这样一个季节在这里出生的。也许我所站立的草地，就是他出生和学步的庭院?那是1919年12月15日[2]。石鲁自述，他出生后身体瘦弱，祖父和父亲给他起乳名“永康‘’，希望能永保康泰。到开始读书时，他却变得顽健好动，当他顽皮嬉闹得过分时，哥哥姐姐便叫他“糠猴子”！“糠谷子”！糠是永康之“康”的谐音，在农村，“糠”是下脚货，斥其不成材也；猴子是机灵好动的，斥其无法管束也。石鲁的机灵好动，在他成年以后仍然如此。这样一个男孩，每日的功课却是背诵《三字经》，继之以背诵《诗经》，讲授《尔雅》……直到他12岁前后，这个冯氏家族学堂才改授新制课业，国、英、算之外，还有石鲁所喜欢的图画课。但引导石鲁学画的不是家庭教师，而是他家和外祖父家收藏的那些卷轴册页。他自学画画成效显著，以致他的二哥冯建吴假期回仁寿省亲，看到小弟永康所作六尺整纸的水墨中堂时大为惊异，决心请母亲准许小弟随他去学画。
东方艺专[3]是冯建吴和他的几个朋友办起来的，教师多是在上海学过美术的青年人。段虚谷任校长，冯建吴任国画系主任兼教务长，后来还担任过校长。他对小弟永康的情谊，是兄弟骨肉亲情、师生感情和艺术伙伴友情的综合。石鲁艺术历程的初始阶段，是在冯建吴的扶持和指引下往前走的。除了二哥冯建吴，石鲁的一个姑姑冯璧如，是学校负责管理女生起居生活的女舍监。由于这些关系，石鲁不但免试入学，免缴学费，而且被老师们称作“冯老弟”。这个称呼也为同学们欣然认同。这固然是四川人特有的幽默，但也可以看出这位最年轻的学生的特殊身分。[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