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石鲁自述，进入东方美专的第一年他继续专心学习国画，除了埋头作画，别的活动很少参加。每天晚上，则听他哥哥给他讲绘画历史故事，那些安贫乐道、气节高迈的画家成为他生活的榜样。尤以石涛和八大山人，最为他仰慕。从第二学期开始，他在埋头作画之外，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书籍和各种课外书刊。促成这一变化的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冯建吴反复喻示，想成为一个画家，必要有高超的文化修养；想画好一幅画，必须具备深厚的“书卷气”。另一个原因是在一次与同学争吵时，别人说他是“连小学常识也没有的人”！这使石鲁大为震动，自此发愤读书。

从石鲁以后的艺术发展看，从仁寿老家到成都东方艺专随冯建吴学画这一段生活，对他以后的艺术发展以至价值观念的构成，都有极深的影响。虽然他在后来的某些时候，力图清洗这种影响，但事实证明那是无法清洗的。他与哥哥冯建吴的关系也是如此。[5] 冯建吴后来任四川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在他去世后举办的个展中，人们隐约感到兄弟二人在艺术趣味上确有内在的联系。

石鲁在东方美专的第二年，冯建吴要去上海拜师访友。冯建吴与王震有一段师生之谊，石鲁对王震的作品也极为欣赏，他托冯建吴带去他的中国画作品，请求王震指点。此后，冯建吴对石鲁的关怀照顾却不似原先那般周到，因为冯建吴与一位女学生热恋。这使石鲁感到被哥哥冷落，失去了曾经有过的那种无微不至的关怀。但正是这种失落，使石鲁走出了冯建吴的庇荫，离开了冯建吴的光环。他开始和同学们有了真正的交往，他发现这些青年人所想和所谈的艺术，与他们兄弟二人素日所想所谈的大不相同。同学们认为传统水墨画是没有出路的，大家感兴趣的是与现代社会更为合拍的西画和工艺美术。在年轻人中间，不懂西方绘画、不学西方绘画，似乎就是一种落伍的表现。

石鲁是个争强好胜的人，或者按有些熟悉他的人的说法，他是个“好表现”的人(“好表现”实际上是艺术家标新立异的创造欲的别名)。他开始研习西画，并且很快就初见成效。在一次学校组织的峨眉山旅行写生活动中，石鲁用水彩画和水墨画互用的方式，作了三十多幅风景。现在有许多人把石鲁想象为一个豪爽粗犷的艺术家，实际上石鲁从青年时期开始，就表现出特殊的机灵、巧妙和智慧，这些素质体现在他的各种工作和活动中。石鲁的水彩加水墨大得老师和同学的好评，被老师、同学争相索要，一抢而空。就是从那时开始，石鲁开始疏远了传统诗文书画，转向与时代气氛较为接近的艺术。他到达陕北后，曾反省当初对传统艺术和传统文化的追求，认为那是“把自己的眼睛挡起来，不敢看新东西，把耳朵捂着不敢听新声音，把嘴堵着不敢尝新味道”，是一种“高雅的愚昧”。但在经过世事沧桑之后，他重新从新的愚昧走向“高雅”。那已经是他暮年的事了。

石鲁之离开东方美专，是由于美专改制为东方职业美术学校，要求学生具有正规小学和初中学历。石鲁不具备这个资格，他母亲又对他学画不满，实行“经济封锁”。在内外夹攻之下，他返回文宫镇，于1937年年初到文宫镇中心小学当教师，为初小、高小几个年级教国语、历史、公民、劳作课和全校各年级的图画课。石鲁自己回忆说：“如果在东方美专时我曾喜欢埋头在画中的话，现在就喜欢狂热的教学工作。”一个学期之后，石鲁的教学工作受到老师、学生的一致赞扬。特别是老师们觉得他善于管理女生，很受女学生的欢迎，所以学校让他担任高小女生班的级任老师，即相当于现时的班主任。

此时适逢抗日战争开始，全体师生投入抗战宣传活动，学校成立了抗敌后援会。他带领学生走出校门演讲、唱歌、演戏、写标语、画漫画、办壁报……这些全是石鲁喜欢做，也做得非常出色的事。这一段宣传活动，是石鲁最为兴奋的日子。因此，当学校终于恢复原有的按部就班的教学秩序时，石鲁大为不满，这种若有所失的感觉促使他离开故乡，因为在故乡没有他所向往的生活境界。这是在他处于青春期的骚动不安时发生的事。

就在石鲁对学校里冷清和刻板的生活方式忍无可忍的时候，他父亲病故了。石鲁以父丧为借口，辞去了学校的教职，回家另谋出路。在做出种种设想和安排之后，他与家庭达成又一次协议。母亲同意给他学费，让他去成都华西大学上学，条件是他同意与母亲为他找的姑娘成婚。

石鲁是在办好了在华西大学上学的手续之后，才返回文宫镇结婚的，新娘叫张艾如。婚礼之后第三天，他便离家去成都上学。石鲁的母亲这才知道她的儿子同意结婚，完全是为了取得外出求学的权利，这使她十分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