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宏大而沉重的话题，它不仅涉及长达百年的艺术史潮流，还隐含了一个抽象的艺术理论问题——“我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模式来分析艺术史”？简单说来，就是艺术是什么？它由哪些因素构成？其中，某一因素的改变怎样引导了其它因素的改变，从而产生艺术史的推进？这种推进，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会出现反架上的倾向？

或许，《草地上的午餐》有助于上述问题的思考。这件作品对当时画坛的触动给了我们一种启示：让人们不安的裸女出现在《田园交响曲》中，并因此破坏了古典油画“语言”与“语义”的结构稳定。如果，我们将艺术看作是由“语言”、“语义”两个因素组成的“语意结构”，那么马奈的行为无疑以个人化的视角演绎了经典题材，改变原本结构中的语义意象，从而打破了古典油画的结构平衡。对于这种平衡的破坏，我们可以看成：因为社会情绪的改变，马奈不再满足原有“语意结构”中“语言”、“语义”的稳定组合，于是他改变了其中一个因素，并因此获得表达上不同于过去的审美样式。如果，事情仅仅发展到这一步，或许二十世纪的艺术史还能相对稳定。然而，“遗憾”的是，马奈提供的审美样式似乎仍然不能满足他的后继者。印象主义继承了马奈对经典油画“语意结构”的破坏，并将破坏深入到这一结构中的色彩“语言”。于是，在科学主义观念的引导下，印象派的“点彩”彻底颠覆了文艺复兴以来经典化的语意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样式。然而，“文艺复兴”的噩梦并未因此终结。随着反理性主义思潮的逐渐汹涌，印象派刚刚建立的语意结构又迅速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它的后继者沿着印象派“点彩”的步伐进而破坏了这一结构中的造型“语言”。于是，在强调自我理性表达的观念下，塞尚的“解构主义”造型、野兽派的“东方主义”造型、立体派“四纬空间”造型，相继冲击着艺术史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的“语意结构”

在这一过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艺术史演进模式”：曾经稳定的“语意结构”，因为某种表达需要而被改变了一个因素，结构的平衡遭到破坏。于是，新的表达需求就更为便捷地介入这一进程——从“语义”因素引导到对于“语言”因素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在时间上还呈现出了加速度的趋势。于是，不断的解体与重建成为二十世纪绘画“语意结构”革命的常态，直至人们发现因为强烈的个人表达需要而要破坏的“语意结构”，已经不再存在可以破坏的“因素”对象时，这种因破坏而构建的表达欲望便将矛头指向了这一结构存在的根本方式——架上。

当杜尚的小便器堂而皇之地走进美术馆时，由马奈开始的破坏便达到了阶段性的巅峰：经典油画语言与语义表达结构的彻底瓦解。之后，艺术的语义表达似乎获得了脱离语言束缚的自由空间，于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在反理性主义的大旗下，完成了自己最伟大的革命。但是，历史似乎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为了表达自由而破坏的语言体系表面上退出艺术的“语意结构”，但实际上却以另一种不确定的方式走进了艺术表达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成功地“解聘”了架上的“语言”，却又立即遭遇了“架下”语言——即便杜尚经典的小便器，现成品本身的选择也是一种语义表达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