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现代主义也不得不面对一种艺术表达结构上的重建任务——“语义”与“语言”的重组。然而，尴尬的是：当他们痛快地否定原语意结构中的架上语言后，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语言，并且新的“语言”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从而难以确定新的稳定的结构体系。于是，他们只能延续一直以来的“破坏”方向，在“非架上”的表达中不断否定曾经的“语言”而寻找新的“语言”。因为无法提供相对稳定的语意结构，现代主义运动留给我们永远革命的印象，一直处于不断尝试新的“语言”而获取新的“语义”的过程中。表面上看，这对于艺术的终极目标——“表达人的存在”具有无限拓宽的可能性。但同时，这种无限可能中也隐含了一种危险：艺术概念的自我消解。因为不断尝试而导致的艺术语言生活化，最终导致了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于是，当“激浪运动”振臂“人人都是艺术家”时，艺术存在的价值也就自然消逝。因为如果人人都是艺术家，那么艺术就成为日常生活，而不再是具有特定精神表达价值的文化形态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架上绘画必定走向‘消亡’”上了。这一命题的产生源自二十世纪艺术“语意结构”在破坏中走向不稳定状态下的产物，古典状态下偏向意象表达的“语义”被一种强烈的观念“语义”取代。人们不断寻求着更为直接、个体化的认知表达，并因此舍弃传统语意结构中的架上方式。于是，“架上绘画必定走向了消亡”。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激进运动的艺术家忽略了一种可能：并非一定要舍弃架上语言，才能进行新的艺术表达。也就是说，在不破坏架上语言基本方式的前提下，经过重新调整的语言是可以融入新的表达需求中，并因此提供新的结构，而无需在不断的新的语言尝试中重复破坏与重构的“宿命”，甚至是消解艺术独立存在的价值。就此而论，所谓架上绘画的“消亡”只是现代主义不断摧毁经典语意结构的逻辑结论，并非艺术史的事实。即便现代主义运动的高潮，架上绘画仍以语言调整为方式来尝试新的语义表达。并且，现代主义在“语义”表达上不断的突破，也为这种尝试拓展了精神表达的空间。诸如德国新表现主义，正是将传统表现主义语言与新的观念表达重组，并以此构建结构平衡的成功尝试。　　

经过现代主义结构性破坏的革命，艺术面对的表达空间与价值指向，相对经典绘画的表达更为开阔，并因此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语言”、“语义”的平衡点。或许，这正是现代主义反架上运动，却能成为架上绘画发展新的语意结构与审美样式的原因所在。从这一角度理解，现代主义尝试的各种语义表达，都可以在架上方式中重新寻找语言的连接、组合。那么，经过现代主义表达之后的“语言”、“语义”的重建，绝非重回经典绘画的结构平衡，而是二十世纪不稳定的现代主义表达获得稳定“语意结构”的契机。当然，这个契机更是架上绘画的机会——“语义”表达的拓展引发“语言”适应的调整，并因此而重建艺术表达上的结构体系与审美样式。不过，这次变化和马奈以来的尝试有所差异，因为“语言”因素已经成为了我们需要强调的因素，而不再是能够被忽视、甚至“舍弃”！因此，架上绘画并未死亡，相对非架上，它现在正面临着一种机会——重构稳定的艺术“语意结构”。其关键，在于绘画语言需要重新介入到表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