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的稿酬笼统称为“润笔”。古之士大夫，讲究“清高”，耻言金钱，故将稿费雅称为润笔。古之“润”字与财物、利益密切相关，《广雅·释诂》曰：“润，益也”。古时商人分利曰“分润”，官员薪俸叫“禄润”，薪水之外的收入叫“外润”等。用做“润笔”时，“润”变成动词，与“乾(干)”相对，含“滋润”、“润泽”之意。古时候的稿酬虽然统称为润笔，但在不同的时期和场合，“润笔”也有一些别称。如，润资：润笔的资金;润笔物：润笔的财物，即以物代钱充做润笔;润格：润笔费的报酬标准。因诗文的类别和规格而异，其报酬标准均有所不同。润格还因人的名气、地位而异，因年代、时尚不同而常常差别很大，素无定“格”，也很难“统一”，而往往是一种带有约定俗成性质的“市场价”;义取：唐朝时流行此种说法，以代“润笔”。本义是用正当手段取得报酬或利益，含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意思;惠香：这是宋人对润笔钱物的说法。惠即惠赠，“香”代指钱物，暗指美意;利市：明代有此一说。本义是买卖所得的正当利润，对办喜庆事时赠给有关人员的钱物也称“利市”。有的文人借用这个词取代润笔，亦含取之有道，吉利、喜庆之意。

我国自隋唐以后风行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实行“学而优则仕”，奔仕途，领“官俸”，对知识分子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诱惑。而官俸之外，以工诗文等一技之长所能获得的较为“合法”的报酬，便是“润笔”了。我国自古有“尚文”之风，对于创作诗文、碑铭的文人付给一定的报酬，以作为其精神劳动的犒赏。古时付给“润笔”，是对文人以“文章”为计酬对象的“一次性补偿”。古时的所谓“润笔”，似乎有“约定俗成”、沿袭成例的意味，也似乎更具随意性和变化性。不过，“润笔”作为一种成文或不成文的“陈规”，似乎也断断续续地贯穿了差不多整个封建社会的所有朝代。

关于“润笔”，所能找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则见于《隋书·郑译传》：郑译为皇上拟诏书，高颖戏谓(郑)译曰：“笔乾。”(郑)译答曰：“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以后把稿费、书画酬金称为“润笔”，即出此典。据此看来，“润笔”之说的起始似自隋代。自此，润笔即变成通例沿用下来，成为凡创作文章等获得钱物的代称。西代司马相如，为失宠的陈皇后作《长门赋》，汉武帝读了很受感动，陈皇后重新得宠，司马相如得黄金百斤。

润笔之风至唐大盛，最出名的是韩愈，专为名公巨卿写碑铭，“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得采绢三百匹;利之所在，人争趋之，《蔡伯喈集》里面，竟有为年仅十五岁、七岁者作的碑文。

宋朝事实类苑记载，宋太宗为了奖励宫廷诗人，设笔专款“润笔钱”，并“降诏刻石於舍人院”。宋代官俸较薄，皇家有此之设，文人真是受益不浅。

古人作文受酬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为活人写寿序，给死者撰碑文。如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写碑文颇得润笔之利;北宋诗人王禹贬官外放商州时，也写过好些碑文，且自作诗云：“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二是为皇帝、大臣和朝廷、官府起草公文受赏赐。这种公文可称作有偿公文。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徵宗给了他特优的酬劳，赏赐了不少堪称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

另据《湘山野录》卷上记载：翰林学士孙抃撰写《进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皇帝要秘书写公文尚有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如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字大年)撰写制书，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得我胸中事”，于是给作者“例外赠百金。”[1]

二、走入市场的当代美术批评颇受争议

伴随着当代美术的市场化，当代美术批评也进入了市场。在1992年举办的广州文献资料展研讨会上，30多位美术批评家开始共同立约，向索取艺术评论文章的艺术家收取润笔费，以次维护自己的智力劳务权益;紧接着浙江36位美术批评家也共同立约，向艺术家收取劳务费。其大致内容为：1、批评家位画家撰写评论每千字300——800元，超过500字按千字计算;2、未经批评家同意，画家不不得将评论文章自行增删、修改、节选后发表”;3、批评家不承担文章发表的义务，但可以向专业刊物推荐。[2]自此美术批评开始与市场接轨。当时此举刚一出台，立刻在美术界产生轩然大波，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反对此举的人认为，批评家给画家写评论杂志社已经付给了批评家稿酬，没有理由再向画家收取报酬，批评的市场化将导致批评学术性的丧失;赞成者认为，批评家的评论也是一种智力劳动，付出的辛苦并不比画家少，画家拿着批评家的文章在媒体上做广告获得了不菲的经济利益，而批评家却所得甚少，许多画家在批评家和媒体、画廊的操作下都成为了大款和大腕，而批评家却囊中羞涩，折合他们付出的劳动毫不相配，因此画家给批评家润笔费属于理直气壮的事情。

2006年和2007年以来，关于批评市场化问题的争议还在继续。钱海源先生著文，对于理论家公开登报收取润笔费之事“表示理解”。[3]而这引起了杨祥民先生的不满，他针对钱海源的文章指出：真正的理论，那是不为金钱所动不为权势所屈的一个客观体系，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道”理;真正的理论家，是维持艺术界理性秩序，坚持艺术界评判原则的公正法官，负有抑恶扬善激浊扬清的学术责任。[4]

梁智先生也对美术批评的市场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在文章中指出，时至今日，美术批评的市场化问题已无人争论，它似乎已成为美术圈内的一种行规。美术批评变成了艺术家的奴隶和金钱的附庸，批评家们被“金钱资本”阉割了，阉割之后的学术分量还有多重，不能不令人怀疑。金钱的腐蚀与毒化使“批评家”变成了“表扬家”，“批评与自我批评”变成了“表扬与自我表扬”,批评家们为了获取报酬，当然也不得不胡吹乱捧，为画家大肆表扬。那些依靠画评生存的“批评家”们，为了金钱和利益，忘掉了批评家的学术良心，成为唯利是图的“文化商人”。[5]

朱中原先生发表文章认为，书法家卖字，画家卖画，演员卖艺，作家、评论家卖文，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不反对作家、评论家、文人靠卖文维生，但是反对作家、评论家和文人为了几个铜板而出卖自己的良知。知识分子进入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就是要昧着良心去赚黑心钱。这是最起码的规范。[6]

笔者曾著文指出：我们倡导美术批评的商业价值是出于一种文化策略，因为市场需要文化规范，美术批评在市场及其交换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它在艺术展销中起到一个引导、评判的作用，这对于美术市场是异常重要的。美术作品具有艺术价值和商品价值双重属性，美术批评亦然。人们往往对美术作品的商品价值津津乐道，但对于美术批评的商品价值却避而不谈，这是极为片面的。由于美术市场的勃兴，美术作品得以进入市场，许多画家一时间成为富豪。可是现有的稿费制度使一流的批评家生活极为贫困，其境遇连三、四流或不入流的画家都不如，这限制了批评的职业化、专门化。美术批评走入市场对于美术市场的宏观调控具有重要作用：其一，批评家对于美术作品的客观而公正的批评、介绍(这当然要求批评家把握学术立场和态度，不能见利忘义)，使上乘之作得到赞誉，低劣之作受到批判。这种权威舆论能够引导消费者购买、收藏佳作，使艺术市场能够具有一定文化指向;其二，美术批评在操作美术展览进行商业运作和销售，对质量较高的艺术作品正面宣传，引导公司对这些作品投资、购买、收藏，确保优秀作品以较高的价格被销售。这样，批评影响了市场的走向，使好的作品得到较高的商业价格，次的作品得到较低的价格;其三，目前中国市场之所以疲软，在与购买力、鉴赏力较低，而且二者往往脱节。批评家进入艺术市场，可以通过批评使具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提高艺术鉴赏力，热衷于市场，从而保证艺术市场活动的正常开展。可见，美术批评在美术市场中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在中国目前缺少艺术经纪人的情况下，批评介入市场更为重要。[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