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你说你是一个不喜欢给自己制定计划的人，从刚才的谈话中多多少少能体会到你对创作的一种态度，那你在创作艺术作品的时候，怎么看待传统呢？

艾：所谓传统应该分为很多阶段：唐和宋是不一样的；元和明又是不一样的。我们的传统本身就很错综复杂，所以我们说到传统只能说某一个时期。就像我们说唐代的绘画、元代的瓷器等等，这些都是跟中国传统理学比较接近的艺术形式，他们组成了一个很强大的艺术体系。这个体系是建立在长期儒教或道教的经验当中，有很深的基础。因此，这么强大的体系不是说我们一朝一夕就能够真正理解的。比如，我们看到一摊灰烬，也能知道当时的火焰有多大，但你不会想到当时真正的温度，我们只能感受到文化或文明是什么样的。我就想，现在和传统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一个“理”字。就如同孔子发现了这个社会伦理秩序，并将之发扬一样，我们现代和传统最大的区别就是缺失了“理”。当然，这些想法也只是猜测当时的传统是什么样子，肯定有很辉煌的东西，也有这样或那样糟粕的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现在与传统相比是一个很没有“秩序”的状态，无论是从美学还是从社会层面上，都缺少一种“秩序”。我本人不是一个“秩序”的提倡者，我是一个害怕“秩序”的人，但是即使是害怕“秩序”也必须要有“秩序”地存在，然后也才有可反之处。

刘：其实这也挺有意思的，这本身又是一种文化特征。

艾：所以说，我们没有必要用一种秩序去强求另一种秩序。就像把传统硬要强加给现代人一样。如果人的生存是一条河的话，哪一段也绝对不是干枯的，哪一段都是整条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那么我们今天就是进入了其中的一段，区别就是，今天的人对这一段的认识是不是很准确，是不是我们还在假借古人的定位，或者是用外国的标准、制度体系来定位自己。当然我们是需要定位的，我们跟人交往才能知道自己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有这个时期的自信。人如果能生活得很自信、很坦然的话，自然会产生这个时期的文化特征。这个文化特征当然是其他文化特征所不能代替的，那么它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东西。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只是想参加西方的一些双年展，只是想演一些制造噱头的电影、戏剧，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自信的状态，反映了一种很浮躁的情绪。就如同一条街道被污染，你也要通过它一样。因为这里是你的生命状态，是你生命的全部，不能说另外一条街道没污染，你就绕过去，回避这些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刘：那你自己有没有回避呢?或者说有这种浮躁情绪？>

艾：可能我有，但我自己不自觉。我觉得我相对还比较踏实。我只能说“比较”，因为我看到一些比我还要躁的人，还真比不过他们。可能因为我在新疆呆过18年，在纽约呆过12年，然后前段时间又回到北京。在这个状态下，我对价值观的判断，或者说我经验的架构，使我认为我比较能够应付这种浮躁的情况。可以这样说，我经过生活中最基本的一些生存状态，荣誉、屈辱在我早年的时候是很麻木的，我觉得这些只是公众意识造成的一些虚荣看法，这些东西在我骨子里得不到承认。>

刘：在美国生活这么长时间，对这种更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有没有一个认识？>

艾：说老实话，这种社会阶段我是不认同的。不认同并不是说他们在一些方面上有多少弊病，而是觉得，作为人，他们同样无法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有一种惶惑；人是不是知道作为人向善的基本要求等等问题，我都持有某种怀疑态度。即使是一个“发达”的社会，是不是解决了人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问题跟大家通常认为的“完美”的社会和“不完美”的社会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

艾未未词典：实验艺术家。他是著名诗人艾青之子。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最早在中国搞实验艺术的“星星画派”中的一员，被艺术界所熟知。对艾未未”这个名字的最初印象，是在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里，马晓晴刚到纽约，在她爸给她准备的房间里东看西看，看到一个很精致的小音响，就问姜文，怎么不买个大个儿的？姜文告诉她，小个儿的比大个儿的值钱，穷人才玩大个儿的呢。马晓晴听完以后很不以为然，说“艾未未家的比这个大多了！”

艾未未：1957年8月28日生于中国北京。

1978年-1982 年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1981年-1993 年在美国纽约生活、工作。

1994年-1999 年主编出版前卫艺术刊物《黑皮书》、《白皮书》、《灰皮书》。

1998年-2001 年“中国艺术文件仓库”艺术总监。

2003年在由中瑞建筑师所设计的北京奥运主场馆的方案中任艺术顾问。

艾未未曾为北京的“现代城”设计了一组广为人知的公共空间:雕塑《羊拐子》、《砼》和《斜房子》,这些作品没有某些公共雕塑所惯有的矫情造作,没有假洋派、假传统、假田园的影子,得到人们的喜欢,但也有人称“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