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82年，托马斯.弗兰克就在《酷之征服：商业文化、反文化与嬉皮消费主义的兴起》中说，“二战”后流行文化的最大变革，就是抛弃了拘谨正派的中产阶级中年意识形态，将青年和叛逆尊奉为美：“麦迪逊大道脱下了它的法兰绒大衣，一头扎进了牛仔裤、皮夹克、锁链、摇滚乐和青少年派对中去。所有的反叛，都和那个巨大的青少年消费市场紧密关联，要想打开他们的钱包，必须给予青少年亚文化以相当的合法地位并掌握其文化语言。”
仿佛为了证明这个论断，上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的崩溃，削弱了财阀与跨国公司对于经济文化生活的控制，也丰富了新一代日本人的人生选择，造就了从三池崇史到Nigo等日本“漫画一代”在流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而今天，以“80后”为代表的中国青少年在时尚、消费领域有了相对的话语权后，也最终开始在迅速全球化、资本市场化的中国当代艺术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李博说他是个“走一步看一步的人”，在初中看了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写的凡高传《渴望生活》，然后就觉得“特激动，感觉画画是件很牛的事情”。这种热情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减退，在今年的欧洲之行中，李博曾在马德里普拉多艺术馆里逗留了3天，说自己能够在提森.波尼米萨博物馆里看莫里蒂亚尼回顾展时，“居然把自己看哭了”。最终，在初中三年级的一个早晨，李博下决心投考美院附中，结果自然是曲折不断，把青春期弄得和一行狂草书法一样。“父母不同意，就在家抗争，用脑袋去撞墙。结果后来没考上，上了132中，就是后来的北京实用美术职业学校，觉得没劲，然后退学。接下来接连读了3所普通高中，带着全班旷课，顶撞老师，结果都被开除，连续两年都没有画画。”最终，李博找了一个美院老师开的绘画班安顿下来，并于2002年如愿以偿地进了中央美院。
“上了大学之后，我才开始逐渐了解当代视觉艺术，看乱七八糟的国外设计类杂志，比如英国的《ID》和日本的《IDEA》。平时课也上得少，打了不少零工，拍服装、做电影后期什么的，结果就是积淀了很多杂驳的东西。”12月初，在北京现在画廊的个展《啵儿一个》仿佛是李博最近一年来创作的总结，他称自己的作品为“绘画装置”，灵感来自在美院壁画系时接触的各种材料：先拍摄照片，然后放大，绷在画布上，开始在每个局部盘绕棉绳、花边，再用丙烯刷白，使得画面有特殊肌理效果，用喷墨打印，最终用绘画方式找补。一张1.5米。
确实，在这个中国艺术市场骤然迎来了资本化运作、营业额呈现“井喷”的年代里，“投资原始股”——对于年轻艺术家掠夺性的开发与占有，几乎是每个经营者都参与过的投机行为，抢夺的目标从“70后”、“80后”，一直延伸到青涩的“85后”。房方坦承，去年艺术市场过热的时候，他也曾经有过针对这批新人进行“广种薄收”的盲目投机阶段，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签约不慎，既是投资损失，也是耽误别人”。画廊和艺术评论家对于“80后”新锐艺术青年所表现出谨慎的另一个原因，在现在画廊的老板兼策展人黄燎原看来，是因为“每个年轻艺术家，他们都会有灵光一现的时候，因为生活方式、思维跟我们完全不一样，3年就是一代人。但是很少有人能持续地保持创作的动力和才气，所以我更愿意签那些创作方向更明确、有耐力的人。而且现在涌现出来的新人太多，签是签不完的。”他透露说，虽然他在2005美院毕业展上以2万元价格买下了李博的毕业装置作品《游居然溪山若兰图》，现在画廊一半签约画家是“80后”，但李博是现在画廊唯一从学院毕业展上物色到的千里马，而且在签约后把他“雪藏”了一年：“年轻人，应该先接受一下摔打。”直到去年7月，才与李博签了6年的长约。然后就迎来了他密集的展览，包括西班牙马德里的Arcochr(39)08艺术博览会，与伦敦OliviaOriental画廊的《身体的革命》展。
不仅如此，金融危机的到来，虽然繁荣到虚热的中国艺术市场遭遇了冬天，也是一个让“艺术家和策展人都冷静下的机会”。“现在很多大一、大二的学生，就敢给自己的作品叫二三十万元的天价，这完全是狂妄。”黄燎原告诉我，“中国艺术市场暂时的繁荣，是前辈几十年努力的结果，而年轻人就想当然地感觉自己前面是一片坦途。但回过头看，中国成功的画廊，敢于大肆开发年轻新人的不多。”确实，按照市场一般规律，新锐艺术家作品一开始的作品价格很低，从2000元到1万元，“画廊即使全卖完了也是赔钱”。黄燎原表示，画廊对每个新画家的投入也是因人而异：“李博属于成长比较快的，今年给他的分成已经涨了3次，因为他的作品有强烈的个人标识性，材料运用也很新颖。而我们另一个签约青年艺术家，台湾的洪绍裴，他成长得就相对慢，作品完全用颜料在画布上堆积，塑造出立体形象。再比如杨柳，别的‘80后’都玩新材料、装置、衍生产品，但她始终在规规矩矩地做布面油画。”
从“御宅”到参差性创作</STRONG>
确实，“80后”、“85后”艺术家对于工业制成品材料的热衷，对于动漫、游戏等视觉糖果的偏好只是表面现象。李博坦陈在自己的大脑里，游戏、MTV、动漫的内存“几乎显示为零”。除了宋代的宫廷画和明代文人画，他喜欢的艺术家除了离群索居的捷克摄影师米罗斯洛夫·蒂奇，还包括本名利川裕美的Hiromix。这个生于1976年的Y世代东京女孩，其进入摄影大师行列的过程可以算是横空出世。1995年4月，身为高三女学生的她，以一台KonicaBigMini傻瓜相机拍下一些生活照片，辑成一本36页的影像集《十七岁女孩的生活》，报名参加Canon主办的“写真新世纪”摄影比赛。这本影像集以不可思议的视角与技术，为她拿下首奖“荒木经惟赏”，也展开她平步青云的摄影生涯。“上几代艺术家，是通过对政治、社会各种宏大命题的表达来建立自己的身份，但是‘80后’、‘85后’艺术家的表达，几乎都来自于自己的私人生活，不再背负沉重的意识形态包袱。”房方说。
“我的创作灵感?哈，就是很细微的生活。6年来我不看电视，上网也不看新闻，就是聊天，上上开心网，然后看下几个艺术设计和时尚网站。”李博形容起自己的生活和创作，用得最多的词是“随性”：“平时工作占据了90%的时间，一起床，不刷牙不洗脸就开始画画。困得不成就睡，饿了就叫外卖吃，最长在工作室里‘宅’了一个多月。剩下10%时间，就是夜店派对、卡拉OK和饭局，喜欢的衣服牌子是DiorHomme、D&G和Burberry，但也会去动物园批发市场去淘100多块钱的衣服。”去年，李博别出心裁地制作了一件名为“棋盘”的装置艺术，在以棉绳盘成的象棋表面，红方印制着面目模糊的自己，黑方是其他女性形象。按照他的讲述，“就是我们每天所遭遇的男女关系，生活，就是一盘下不完、结局未知的棋”。这似乎也颇符合本雅明关于工业时代艺术“日益混同创作与每日生活之间的界限，对现成工业产品的运用和鄙视专业技巧，并且通过在公共空间展示自身，以亵渎传统来引起公众的激烈反应以达到目的”的论断。毕业于服装学院装潢系、签约现在画廊的新锐女画家谭奇志就是个“御宅族”。“一开始她连作品都不寄，只是在我博客上留言，我就去她的主页访问，又过了半年才看到她的作品。”黄燎原回忆说。就是用棉花(资讯,行情)(11920,110.00,0.93%,吧)、绡和线在画布上表现一只沙发，她说，“我画它，是我每天生活面对的就是这个东西”。
虽然我们不能把“卡通化一代”的帽子囫囵扣到“80后”新锐艺术青年的头上，但这个群体创作手法、素材严重同质化，也是亟待克服的一个弊病。黄燎原坦承，自己经营的“现在画廊”，对卡通化艺术是刻意回避的，“只要去日本看看，就知道日本是一个真正有卡通艺术根基的地方，对动漫形象的创造和衍生是骨子里的东西，从手冢治虫、村上隆到川岛秀明，可以勾勒一个明显的发展轨迹”。黄燎原说，“而中国卡通一代艺术家的尝试，除了具有一些历史意义，仍然停滞在模仿和积累阶段”。尽管如此，“80后”丰富参差多态化的个人生活，是这个群体最终将获取中国当代艺术话语权的保证。房方举例说，老一辈艺术家的聚会里，大家不是穿着中山装，就是对襟坎肩，好多人背着Bally背包，而到了“80后”年轻艺术家的聚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每个人都穿得五花八门，头发也五颜六色，“这不仅是表面上的标榜个性，而是生活状态的多样化”。房方扳着手指头，略带戏谑地历数着“星空间”旗下“80后”新锐画家的生活怪癖：“王光乐开着一辆破桑塔纳，住在距离北京环铁火车道只有10米的一栋楼里当宅男。高瑜是个爱好酒精的派对狂，黄宇兴热衷饲养冷血动物……”房方承认，也许自己签约的艺术家会止步于1980～1985年这一代，因为他“实在没有把握去理解更年轻一代人的精神和表达”。不过，Y时代青少年对于一切“玩”、“游戏”的态度，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严肃、永恒事物的理解与追求。“就好比我们都会去KTV唱歌，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想、都能成为歌手，换句话说，只有足够多的人去K歌，真正的歌手才会有足够的观众。”房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