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琨：我们画的都是皮

“现在老谈时代不同，我不这么觉得。其实都是一样的，父母一代也有很疯狂的地方，他们也都有过他们的不靠谱。只是表达不同，他们用特别正式的方式，我们用满不在乎的方式而已。不同的只是一层皮，我们画的都是皮。只是外衣的不同。”

宋琨穿了一件白色的开衫，里面是层叠的蓝色，颜色渐进得很相宜，美术底子在这里显现出来。“我们这代人很难做，有些话从我们这些人口里说出来，别人会说，你做了吗?说我们不靠谱什么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有一些东西是固定的，比如说，做人起码要有正义感。”

对于长辈们常说的，年轻一代不受限制，她有不同的理解。“给你自由，反而觉得特别没有自由，这是普遍的感受。现在的速度特别快，潜在的竞争让你不敢停下来，这就是一种限制。我们好像想玩什么就能玩什么，但这游戏你不能停，得跟上速度，否则你就出局。”

采访在她家进行。房间的基调是白色的，偶尔散些浅色块，让人想到冬日的海岛。她的工作室设在环铁，家里只有零星的几幅近作。画里有迷笛音乐节，也有看似冰岛的风景。

“这不是冰岛，是内蒙古的昭君庙附近。”内蒙古是宋琨的家乡。因为学习，她很小就离家来到北京。2002年，她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喜欢冰岛可能就是因为它跟内蒙古相近，人喜欢的东西都可以追根溯源的。”

这两年，她的画价上涨很快，在某些人眼里，好像成了富翁。被某杂志采访拍照，标题用了“财富人生”的字眼。“那照片拍得像中年成功商界妇女，那不是我。”说到这个，她大笑着摇头。她觉得自己还算幸运，至少，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碍。“幸运的人应该是有坚持的。我最重要的一点是专注。我喜欢的是这个，有钱没钱或怎么着的，我都还是这样，最终还是会落在这上面。”

每年的出国活动、个展、博览会，以及交流项目，让她看到了差异：“从商业上说，他们(外国人)更偏观念，更多用脑，而不用手;我更偏向于像工匠一样用手。”但更多的是相同点，“从精神状态上看，我们特别像，都感觉非常无望。我们还好一点，最起码懂得上进。他们会觉得，生命就是用来浪费、用来虚度的。但现在人们越来越一样了，也好，也不好”。

宋琨的画调子很冷，近来在色彩运用上做了减法，画布上看不出几抹亮色来。“尽量不用颜色，跟生活的感觉走。”她不是一个喜欢热闹的人，安静地待着，画画看书，这种状态让她开心。这种孤独的态度在她的绘画中体现出来。那年她画Lomo，每天一张，共画了366张，都是自己的生活状态。她画里的人有时面带疲惫，看起来像整夜未眠。“晚睡强迫症?哈，我没有。我有点社交障碍，有点自闭。我们这代人都这样，只能跟自己差不多的人交往，而且还不能过多地交往，得保持自己独处的时间。”

在这里，矛盾出来了：给你一个真正独处的状态，可能又会因与世隔离而感到焦虑不安。这就像一个二律背反。“这种不安是不会停止的，可是你还是会这样。既然恐惧是无法停止的，不如就认了它了，也就无所谓了。我就这么活，要说梦想的话，我觉得这个比较对。”

“这不是说得多强大才能这样，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这样。现在想自闭了，就自闭;想跟世界接触，就接触。就是这么一种来去自如的状态。父母那一辈的，说怎么着的，也觉得他们就那么着。我们也是这样，就不安了，又怎么着呢。不安很正常，接受这个状态就自由了。要说理想，其实还是自由——我就是这样了，这就是自由。理想不就是人的事吗?能做自己，就是理想。上一代人的理想是想做个好人，我们的理想就是做个自己。”她说。

黄宇兴：瀑布下的长桥

黄宇兴最新的一幅画，画一座俯瞰的海岛。淡蓝的海，葱郁的岛，上面的藏文小字写的是周杰伦的歌词：“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了解他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是组成他生活的自然而真切的元素：海岛是他对一种根本自由的解释，他喜欢周杰伦的歌，而西藏，早已以很个性的方式融入了他的生命中。在中央美院的第一学期，他和在北大东方学系上学的朋友策划了来年暑假的西藏之行。他们先去了西藏驻京办事处，让传达室的人介绍藏族朋友。好心人把他们打发到西藏中学，在那里，他们被带到学生会，还真交到了同龄的藏族朋友。“我介入西藏的方式比较奇特，从一开始就不是以一个旅游者的身份介入，我从来没在西藏住过旅馆，到了以后就住在不同的同学家里。他们有的是住在拉萨核心城区的贵族后裔，有的住在边远的牧区，我都一一去过。”黄宇兴说。

那次旅行回来，黄宇兴的周末都用在了去黄寺的佛教系高级佛学院学习藏语。毕业那年他去西藏，在活佛朋友介绍下，又在拉萨郊区的寺庙住了两个半月。“我第一次去，就被那地方迷住了。烟雾缭绕中，一个女神高高在上，面前有一个大酒缸，好多苍蝇醉死在里面，弥漫着很浓的酒味和燃香的味道。来朝拜的人在外面排成长队，每个人都要把一壶酒倒在那酒缸里，我朋友在一旁给他们敲钟，这种感觉很吸引我。”那是一个供奉扎细拉姆女神的小寺庙，在当地很有影响力，香火极其旺盛，但旅游者知道得很少。

9月的拉萨总下雨。黄宇兴剃着光头，穿着酱紫色袈裟，在拉萨的夜雨中听王菲的歌。他和当时在寺院的24个僧人混得很好，朋友们念经的时候，他在一旁敲法器，或者和寺院周围的乞丐小孩玩儿，他成了孩子王。他很享受隐藏起真实身份的感觉。

2000年，黄宇兴大学毕业了，父母希望他去法国深造。“在他们的想象中，法国就是艺术之都，他们觉得这样的人生很完美。”黄宇兴上小学时就立志当一个画家，仅仅出于无因的反叛，一边学法语的黄宇兴，一边为去印度留学做准备。他写信向印度的使馆、学校要资料，但是发现教学方式不尽理想，后来放弃了，法国也没去。父母婉转表达了他们希望他在体制里安定下来的愿望，给他在美术事业单位找好两份工作，他都没有去。

“我父母没怎么给我就业压力。虽然有时候和他们有冲突，但是他们没真的强加给我什么，只是无形中流露出来他们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乱七八糟折腾了一年，黄宇兴觉得有必要证明可以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生存。2001年，他以个人身份参加董梦阳办的第一届艺术博览会，卖掉了4幅作品，唐人当代艺术中心和香港的一个画廊和他签了展览合同。之前的一年，黄宇兴的毕业创作《视觉与成长》大型绘画获得好几项奖学金，没经历什么坎坷，就走上了职业艺术家之路。现在他是他大学同学房方的星空间画廊的签约画家。

尽管去了藏区多次，西藏题材从来没出现在他的创作中。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黄宇兴和他已经上了民族大学藏文系的朋友们，办了一本杂志叫《白玛草》。“那种红颜色的、质感茸茸的就是白玛草。白玛草一般被扎得很严实，切成横断面后扎在墙的最上面。”黄宇兴说。他做主编，藏族同学写稿子，讲述他们对藏区的理解。黄宇兴说：“我一直坚持不画任何关于西藏题材的画，我觉得那种风情性的西藏绘画太表面，但我画里的精神，可能来自于我在西藏的观察和思考。它和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改造存在关联。”

西藏经验带给他的是，从此选择相信自己感知到的一切。“春天里，哪一天树开始长芽，开始吐毛毛，然后下雨，这些东西总是特别吸引我，但是身边事情总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我小时候，总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自己是有灵魂的，是个活着的真实存在，其他人都是没有思想的，陪我玩的。”对33岁的黄宇兴来说，人生仍然是一场充满变量的旅程。成为艺术家后，他没有为卖画发愁过，他的画很快受到一些成年收藏家的追捧，即便所谓金融危机的到来，他仍然像个局外人。

《生物学家的肖像》是一组肖像画，“现在我们很多人意识不到，一个医学家发明的一种药悄无声息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史。他们曾经在医学界被认为是疯子，现在也不太被文化领域关注。作为个体的生命历史是那么脆弱和容易被改写，以前，一场感冒可能就要了人的命，人的生命和历史轨迹被各种各样的外力扭来扭去。我就想什么是不变的，可能是血液循环、脑组织的构成，但人的肢体仍在不断衰老下去。它的历史就像一场病，即便你吃了药得救了，但你可能丧失了一部分听力。就是这样一个熵增的过程”。

黄宇兴养冷血动物为宠物。“变色龙只喝活的水，只吃活的昆虫。我给它喂蝈蝈、喂蟋蟀，还得补充维生素。把蟋蟀放在维生素B3粉末里，沾得它身上都是粉，变色龙吃它就能补充维生素了，但是这样变色龙不爱吃。后来就先让蟋蟀吃沾有B3粉末的菜，再把这种富含维生素的蟋蟀喂变色龙。要给变色龙营造70%的湿度，25到28摄氏度的温度，有流动水，有掩体，如果它长期找不到一个地方躲着，精神会相当紧张，这会影响到它的寿命，它必须躲在一个叶子后面才觉得安全。而你能模拟一个亚马孙丛林那样的环境，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我喜欢原始森林和热带雨林，但它们距离我太远了。你看到一个蜥蜴，脑袋上长着绿色的鬣，它特别强烈地提示你，它来自于南美洲，把你的居住地和它的原生地之间建立一种线索，这种关联让我感觉非常舒适和美好。你只能观察它，不能驾驭它。它们反复告诉你婆罗洲那样一些地方，你会想到它曾经是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树上盘旋着的一条蛇。而你为他制造那样的环境，它并不领你的情。其实冷血动物并不冷血，这也是一个误解，因为都是人们一厢情愿。它的脑容积只有那么一点点，它感受不了更多东西。它给你提出一个个难题，让你去解决它。很多小孩养它们是为了酷，不去学习相应的知识和经验，你卖给他等于这个东西到了死神手里，我们叫他们‘杀手’……”黄宇兴津津有味地讲述着他的宠物。然后又看到那些和想象很不符的晦暗的画面，奇怪出现的冰冷的数字和异域文字，又听说他对冷血动物有特殊感情，但这个鸿沟随着采访渐渐弥合上了。在一切表面的错综陆离的冷色背后，是他这代艺术家对这个世界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