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美术家的担当意识
潘公凯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家和新中国一样，经历了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而又充满曲折乃至劫难的历程。
20世纪后半叶，国内外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使得中国的艺术家们不断地面临意想不到的环境变革，进而不断在艺术领域面对全新的历史性课题。这一代人经历很多也承担很多。历史锻炼了他们，不但把他们培养成了出色的艺术家，也把他们摔打成了能够超越一己之小我的具有宏观判断和把握能力的思考者。
每当我翻看他们的画册，就会感到一种认真实在、纯正之气呈现在眼前。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人不虚假、不做作、不偏袒、不自私，真诚而自然。他们的艺术风格也是这样。在学识、技巧、阅历的背后是一种真诚，是—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
如何整体而深刻地把握西方油画的发生、发展和演变，把油画的特殊表现力学到手、把它的艺术精华研究透，把欧洲历史上形成的多种风格中有根底的东西借鉴过来为我所用，对于新中国油画家来说，不只是个人的艺术趣味问题，更体现为立足中国油画整体发展的一种清醒认识、一种担当意识。
一方面，他们超越了时人的浮躁，持之以恒、老老实实地学习西方油画的艺术语言和表现力；另一方面，他们很早就开始探索油画的中国特色，将西方油画的形式、语言精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真正融合起来。他们自觉选择的中国油画发展策略是：一端以西方悠久的油画传统为根基，在学习的过程中领会油画艺术的独特魅力；另一端以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以对中国社会变革宏观而深刻的认识为依据，通过长期的努力，逐步地使油画具有中国人的个性，具有中国文化的气质。
人们谈艺术往往最重个人的才情，可是假如对东、西方艺术传统了解不深，你的潇洒表现就可能在总体上出现较大的偏颇，空是空灵了，却容易浮浅。独抒性灵当然是好事，可是过分依赖个人才情就拿不起时代的重大题目。大题目拿捏不住，担当不起，那算不上真正的豪杰之士。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艺术家已经走过了60年的艺术之路。他们的艺术生涯是和中国油画艺术的发展同步的，也和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这一代人不断地回应了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
当前，中国艺术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波及全球的后现代文化所带来的表现形式的危机，更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精神自觉问题。在全球化的经济整合过程中，如何发现和重新建构中国文化的根本特性，使中国艺术在主流风格和总体倾向上坚持自己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在后殖民主义跨国际的语境中自主地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新生命、新形态，这是着眼于中国油画发展的未来，将中国油画放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考察思索时，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
所以，需要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担当。（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充实民族复兴之内涵</STRONG>
杨 斌
民族复兴是新中国六十年历程的总体性价值目标，推动着新中国乃至20世纪中国美术创作的演进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复兴首先是作为一定的社会理想进入美术创作的，并被具体化为火热的劳动热情、生活的幸福美满和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等等场景，有着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美术家深入到各行各业中，发现理想的现实依据，使理想和现实之间保持一个既合情又合理的适度距离。美术创作问题上升到将“理想性”和“真实性”统一起来的“典型化”美学原则上。创作实践在两方面的摇摆之中不断变化。改革开放前，“理想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并随着极左思潮的泛滥，出现了“红光亮”模式，体现出对民族复兴内涵理解的庸俗化和狭隘化。这种虚假的理解无法保证民族复兴这一理想化内涵在美术表现中的美学尺度。
改革开放以来，对民族复兴内涵的思考从想象性进入到更务实的反思性层面，从更加理性、实际的立场上为民族复兴注入更多的时代内涵和人文价值。这一走向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和人文价值的讨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美术创作也以灵活丰富的表达形态加入到这场思潮中。当时的美术创作并没有直接表达反思的答案，而是通过形象的方式树立了反思的姿态。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等作品之所以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正是因为这些作品以不加理想化的想象、不做实用主义判断的姿态把生活形象推到观众面前，把观众从原来想象性满足的愉悦欣赏状态，带入到反思民族精神和正视现实生活的沉思状态中。这无疑使美术创作具有更为深厚的人文内涵。同时，美术创作从这一角度充分展现了视觉形象对于某种莫可名状的复杂情感的概括力和表现力。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美术创作突破了内涵明确、情感通俗的创作方法，而以象征性和表现性手法来强化作品内涵的复杂性。
在今天，民族文化依然处在与西方文化博弈的状态。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抵御西方文化侵蚀，成为民族复兴的一个突出指向。民族复兴的内涵也被置于世界化的视野中，“文化输出”成为其应有之义，“和谐”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精神内涵。
当代美术创作也表现出“国际化”的愿望。在西方国家操纵的“国际艺坛”上，中国美术家强烈感受到，中国当代美术创作首先要有中国文化的针对性，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有意义，而非一味追求“国际艺坛”的认可。打“中国牌”是“当代艺术”走向国际的一种技术意义上的策略，从积极的方面看，这种策略亦可视为中国文化的一种输出渠道。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输出什么样的文化？当代艺术所承载的文化内涵是否具有“国际化”的意义？又如何能推动民族复兴的进程？这是当代艺术在民族复兴的目标中所要思考的问题。
在当代美术创作中，存在那种自虐、自嘲、丑化自我的“当代艺术”创作倾向，其中的诉求很复杂，有的就是为了以“艺术”的方式满足一些西方主顾的需求，有的则纯粹是为了好玩，有的则是个人情绪的偶然宣泄。然而，“当代艺术”这种浅层的、游戏化甚至恶作剧的表达却被一些批评误导成一个历史必然的、更具“进步”意义的艺术价值，这种批评会弱化了艺术价值中严肃的、理性的、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艺术价值和表达方式，似乎当代艺术中就不能有“宏大叙事”和正面表达。作为当代艺术评价体系的重要构建者，批评家需要对此有更多的反思，强化自身的社会责任意识，从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价值基点出发建构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