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春天，我穿着一身中山装到浙江美术学院报到。多年以后，当我和美院的那帮弟兄们变得无话不谈的时候，那件中山装总是成为他们取笑的对象。
那时候美院对我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不理解我的中山装就像我不理解他们的长头发一样。
刚到美院，住在工艺系大楼三楼阶梯教室后面的一间侧屋里，房子低矮，伸手就够着天花板。屋子西墙整个是落地窗，对着图书馆的后门和学校的大操场。晚上，一些工艺系的学生，男男女女，相互依偎，坐在楼梯上弹吉他。
初来的那些日子，没有什么朋友，美院的学生对于学校有了“博士”似乎也还不太适应，不知该如何对待。我后来才明白，美院学生怕的就是文化课，所以，一个人来读博士，怎么着也是个学习怪物。
除了看书，我每天就是望着窗外的男男女女。我还没有从原来的专业情景中脱离出来，有一天，教务处李子侯老师来看我，见我正捧着一本李泽厚的《批评哲学的批判》，就委婉地说，到美院来了，多接触一点绘画，自己也应该画一画；另外写点文章跟大家见见面。
可是写什么呢？来美院之前，我的专业背景是文艺理论和美学，硕士课程期间，请湖北美院阮璞教授讲了一年的中国美术史，另外，除了听过一些美术讲座之外，我关于美术、雕塑史的知识，全是自己胡乱翻书得来的。应该说，除了一些书本知识，我对这个专业其实还很隔膜。
为了不辜负领导的期望，硬着头皮写了两篇文章，投稿出去，一篇发在《中国美术报》，一篇发在《读书》杂志。这两篇其实不能算严格的批评文章。美术报的那篇是为弗洛伊德辩护的，美术界的一些人总爱把弗洛伊德和性联系在一起，只要有人表现了性题材，就说是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这篇短文是为弗洛伊德鸣不平。我硕士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审美心理学，读了一些弗洛伊德，谈这个题目是我的强项。另一篇文章是谈佛教造像的，当时，史岩先生正在给我和另一个同学讲“佛教造像学”，每星期半天；配合上课，找了一些相关的书籍，其中有几本老外写的关于佛教美术考古的著作很有意思，所以写了一篇《佛教造像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寄给《读书》。严格地说，这篇文章应该是佛教美术史的读书笔记。
我进美院是86年3月，当时的美术界正是风云际会之时，作为85新潮的重镇，浙美的学术空气自然十分活跃，由于我对当时美术前沿的不熟悉，身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地方，竟置身事外。后来慢慢琢磨，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陌生，对美院存在着情感上的磨合期。由综合大学来到一个只有200来人的美院，自然是不适应，美院无论老师学生，说话总是“我感觉”、“我感觉”，特别感性，而且特立独行，自我中心。综合大学完全是另一种感觉，我大学毕业刚留学的时候，就有人劝我，不要整天穿一双白色的运动鞋，这样给老先生一种学习不用功，只喜欢玩的印象。这事如果放在美院，那算什么呀！美院学生在寝室烧电炉，被总务处没收了，老师去给学生求情：“电炉是他个人的财产，怎么好收他的呢？”我与美院在心理上的磨合持续了几年，直到毕业时候，我才真正开始喜欢美院了。图书馆的赵星说：你原来讽刺美院，现在你说话也是一口“我感觉”、“我感觉”的。是的，几年以后，我也变了。
另一方面有专业传统方面的原因。浙江美术学院治美术史的老先生一辈，力量在全国也是拔尖的，在中国美术院校当中，最早的两个博士点和博士导师是浙江美院的史岩和邓白，招生也最早，1985年开始招生。但是，这一批老先生一般是不介入所谓艺术批评的。久而久之，学校的美术史论专业形成了这样一个传统，批评有点旁门左道，美术史才是学问。
我的导师史岩先生当时已经80多岁了，我在《走向荒原》这本书里，几次写到这位影响我终生的老师。算起来，我应该是他的关门弟子。史岩先生对学生的学业尽心尽力，毫不马虎。不过，对于学生的写作，他似乎更欣赏章黄学派“不到50不著书”的传统。对我们任何跃跃欲试，急于写作的想法，他都表示反对。在史先生看来，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读书，打基础。直到1989年初，他对我们的毕业赠言还是：读完了博士，还只是打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以后还是要多读书，打基础，不要急于出书。可能是因为这种学术传统，对于经常要动手和动嘴的所谓美术批评，我们当时基本上就没有考虑过。
由于以上这两个方面的原因，加上当时功课也紧，所以在我读博士期间，居然和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擦肩而过。现在许多当事人在一起“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时候，当年身边的好些事情，我都不大知道。读博士的那几年，我连美术刊物几乎都不看。
批评和创作，相互之间的关系比较有趣。所有搞创作的人，几乎都会说批评重要；同时，所有搞创作的人，都对批评不满意。另一方面，搞批评的人为了挣回面子，总是以“没文化”，来讥讽搞创作的人，以保持心理的平衡。
浙江美术学院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大约是在85以后，有一次请了几个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批评家过来座谈，聊着聊着就翻了，变成了搞批评的和搞创造的相互攻击。有当事人告诉我，现场上艺术家的出语是如何机智和尖刻，最后是如何将这些批评家哄下来，然后灰溜溜地走掉。我虽然不知道这件事的具体情形，但我愈加感到了批评之途的险恶；同时这些故事，还在有意无意之间，加深了我对“画画的人”敬而远之的感觉。也许大家能够成为好朋友，但是，如果要在一起讨论问题，恐怕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
真正开始做一些与美术批评有关的工作是在89年初留校以后。
当时浙江成立了文艺评论研究会，主要是徐永祥、范达明、张所照等一些老师在操持。我和丁宁是美术史论系的两个博士，也被拉到这个团体参加一些活动。事实上，我是一个有发言欲望的人，从上小学开始，每学期鉴定都有一个保留的优点，上课能积极发言。尽管任课老师也会常常向家长投诉，我如果得不到发言机会就会在课堂“讲小话”，这证明了我不像有的人，有话能憋得住，我是有一些想法，就想说出来，这大概是天性使然。
我的美术批评应该是从口腔活动开始的，参加一些座谈会、研讨会。在温文尔雅的杭州，我发言的直率可能会给那些谦和的与会者留下印象，于是，有的发言继而被要求写下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当我在会上那些比较尖锐的词语，一旦落笔形成文章的时候，失去了那种锋利性，变得谨慎和稳妥。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口述和文字表达是分离的。有几个人甚至当面向我提出，为什么你讲起来挺尖锐、很前卫，写出来就四平八稳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