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个问题。对于白字黑字的慎重，是我从小开始，在无意中慢慢形成的。这应该是文革的后遗症。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被老师和家长告诫，落笔一定要慎重，白纸黑字，稍一疏忽就会变成无法抵赖的政治问题。我母亲一辈子从事司法工作，她经历了太多因言获罪，因文染祸的案子。从我进小学，可以乱写乱画开始，耳边就是母亲无休止的提醒和告诫，久而久之，下笔变得很冷静，那些带着冲动和激情的思想经过文字的转换，基本上就把那些不安全的因素过滤掉了。另一个原因是长期做教师工作，形成了一种教科书式的思维和文风，导致写批评文章放不开，一不小心就很逻辑，很条理；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后，我发现这种四平八稳的文风在一般刊物和报纸上是不受欢迎的，于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的文字变得感性一些，随意一些，野蛮一些，不要总是那样追求正确和规整，这种努力一直到今天。

我当时参加的美术批评活动主要是学校的一些研讨会，例如杨劲松发起的“新学院派”的活动、以及美协、文联的一些研讨活动；另外还有社会上的，如关于黄遵宪的画展之类的活动。当时我参加这些会议和活动都是比较被动的，人家通知就去，发完言人家说写几句，就写几句。这些活动我不知道算不算美术批评，严格地说，只能是美术批评的客串。

真正主动进行美术批评和策划活动是1991年，策划、组织“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说起来，这个活动是由一瓶口子酒引起的。91年冬天，浙江省雕塑家协会换届，上午，我也去旁听了一会，中午在雕塑系研究生渠晨明寝室喝酒，（这是当时美院学生和青年教师的日常功课）酒是高天民从家里带来的安徽“口子酒”。喝酒的还有杨奇瑞、林岗，喝着喝着就说起了雕塑家协会的事情。可能在任何时代，年轻人都会有一种怀才不遇，或者被埋没的牢骚，我说，为什么老是等着人家来选你们的作品参展，为什么自己不做一个青年人的展览呢？一下子，话题活跃了，七嘴八舌，好主意纷至沓来，当即决定做一个全国性的青年雕塑展。那瓶口子酒好像是半斤装的，根本也不够喝，头脑也都还清醒，当即决定去联络曾成钢，他和杨奇瑞一样，在那次会议上将作为青年人的代表进入省雕塑家协会的领导行列。也巧，在路上就碰到他了，那会儿，他也正是处在生猛的时期，巴不得弄出些事来，自然是一拍即合，下午他们俩就在会上把这事就说了，这个动议得到了省美协和雕塑家协会的支持。

从那天中午开始，我就一直认定“口子酒”是好酒。后来到安徽出差，人家见我这么推崇口子酒，都有些惊讶，就说，口子酒当然也不错，但是在我们这里也只能算是一种普通的酒呀！不过在那一天，喝它的感觉特别好，胜过了五粮液，也胜过了茅台。<BR> 

在这个活动中，我主要角色是舞文弄墨：承担写策划书，编展刊，撰写展刊文章，组织研讨之类；至于协调、联络、布展、找钱则是杨奇瑞、曾成钢、林岗、渠晨明这些人的事。值得一提的是展刊，长期以来，雕塑界的理论太弱，又没有阵地，所以我们认为展览期间应该出几期展刊，活跃思想，扩大影响。当时的这几期展刊表达了我对一个雕塑刊物的理解，应该有点纯理论，有点个案研究，有点国外的翻译文章，有点雕塑的新闻资讯，还应有一点编者的看法。当时我就是按照这种想法去编的。展刊共出了4期，虽然是非正式出版物，但是在雕塑界反应出奇的好，有老先生说，这是建国以来雕塑理论最活跃的时期，听了这些评价，嘴上故作谦虚，心里还是挺受用的。在编展刊期间，充分尝到了话语权的滋味，只要你有精力，你就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变成铅字，当时除了一些必要的约稿外，许多就是自己抄刀上阵，例如，把自己变成两个人，在展刊上相互对话。

做这个活动很难忘怀的是到北京“串联”。

1991年12月，杨奇瑞、曾成钢和我，冒着严寒，到北京去联络中央美术学院的青年雕塑家，我们认为，只要浙美和中央美院的青年雕塑家动起来，展览就成功了一半。

先到中央美院，那是我第一次到中央美院，在雕塑系见到了年轻教师孙伟、王中、段海康等人，对于这么大的一件事，他们似乎没有思想准备，但十分赞同做这个展览。他们提到隋建国，说老隋是研究生毕业的，中央美院这边由他来牵头比较好，但是老隋又不在，据说和李向群去了日本。后来又到雕塑研究所，见到了展望、谭宁、姜杰、张德峰等人，还有非常热情的田世信先生。当时，我们和青年教师都不熟，只有杨奇瑞和曾成钢认识田世信先生。中午，雕塑研究所做东，在美院外面，好像是东四大街上的一家火锅店吃火锅。田先生对浙美的青年教师想到了这件事十分欣赏，愿意鼎力支持。那天，热气腾腾的北京涮羊肉和北京美女姜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晚上，在低矮的中央美院地下室招待所，我们一边洗脚一边议论了一会儿姜杰，三人一致认为，的确是长得不错。

第二天，我们还去了刘开渠先生的家里，为的是得到雕塑界权威人物的支持。刘开渠先生在建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前，担任浙江美院的院长，他也是浙美雕塑系创立后不久就来系任教的老资格教师，所以，对于来自杭州的我们自然有一份亲近感。刘开渠先生非常支持这件事，还答应为我们题写“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的展名。北京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刘开渠先生访问记》发在自己编的展刊上。

展览于1992年9月在杭州开幕，53件作品参展，全国各大美院和雕塑创作单位都有人参加，这是雕塑界民间自发的组织的第一次全国性的面向青年雕塑家的专项展览，展览开幕的同时，还召开了两天的理论研讨会，加上展刊和画册，这个展览的理论色彩在雕塑界也是空前的，所以，在雕塑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被认为是雕塑界一个具有转折性的事件。

做完了这件事，不知道算不算跨入了美术批评的门槛？只是我始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批评家，而是一个美术史教师。事实上，在学院做一个职业批评家也是相当困难的。

浙江美院的师生，认为天底下最好的地方是杭州，而杭州最好的地方是美院。在杭州，美院的学生是天之骄子；在杭州的马路上，他们认为自己最有资格走在中间，浙大的学生也远远没有办法和他们比。的确，浙美当时是一种精英教育，学生和教职工的比例是反2:1，两个教职工一个学生，浙美的本科生比浙大的研究生都要少得多。可能是物以稀为贵，也可能是考学的异常艰难，还可能是杭州这个热爱艺术的城市对艺术学子格外的纵容，反正每一个考上了浙美的学生，都尽情地在这里挥洒他们的骄傲。

美院史论系的日子却不是很妙。在国外，美术史是一门人文学科，放在综合大学；在国外，美术批评家也是牛气冲天；中国反过来了，批评家成为给艺术家擦鞋的。在美院，画家和从事理论和批评工作的人缺乏在专业上的理解和沟通，在画画的人看来，什么美术史，美术理论，你们的任务就是写文章评我们。有个教绘画的教师曾当面对我讲，你们系办得不好，为什么不评我？

他们所谓的评的意思，就是用文字来阐述、美化他们的作品，甚至拔高他们的作品。如果你的文章正好猜中了他的心思，他会觉得你的眼光很犀利。否则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