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7月举办的“达达艺术展”，算得是一年中的大展览，也是美国为达达艺术首次举办的大展。有朋友打电话问我，你研究杜尚，达达大展，怎么倒不飞纽约看看。我说，“哎哟，达达嘛，就免了吧。倒是去年纽约有一个俄罗斯900年绘画大展没有去看，实在可惜。” 朋友一笑，就丢开不提。我心里还有一句话，没有对朋友讲出来：达达那几下子，算是孙悟空的筋斗，看着腾云驾雾地挺热闹，可是没有翻出杜尚这个如来佛的手掌心，如果了解了杜尚，达达就算不了一回事了。
说来，达达艺术在西方现代艺术史中是一个非常反常的艺术流派。在它之前，历史上能留名的所有艺术流派都是因为贡献了新风格而被承认和接受的，可是达达例外，它是因为肆意破坏、彻底横扫一切艺术风格才出了名的。更叫它喜不自胜的是，它出名之后，渐渐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被一而再，再而三地举出来招摇过市。在1916年正版“达达”之后，西方艺术史又已经这里那里“NEW DADA”(“新达达”)过两三回了。
那么，达达这个“造反派”，究竟好在哪里?价值何在?答案是现成的：它彻底地无视一切价值，因此打破了人们思维的定见，给人带来思想解放。如今“达达”几乎成为一个潇洒无羁，破旧立新的代名词。
我们来看看，当年的达达果真如此吗?
欧洲的达达主义艺术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那纯粹是由于战争的丑恶引发出了艺术上的一次“反胃”、“呕吐”。在这之前，西方艺术史走得很顺，很好，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抽象主义等等表彰现代文明的流派正相继推出，长势良好。可是，突然之间打仗了，原先那些油头粉面，热衷艺术，英俊漂亮，才华横溢的小伙子们，一下子就被送上战场，只在眨眼之间就能血肉横飞，再俊美的形象立刻惨不忍睹。面对生灵涂炭，尸骨无收，艺术算个什么东西!?简直不是个东西，是空话谎言，不提还好，提了没得教人脸红，什么艺术，什么为艺术奋斗，奉献，什么美好，优雅……这一切够有多么荒谬啊?!
就是在这种心境里，达达出现了。
根据历史记载：达达最初是从一个叫巴拉(Hugo Ball)的德国人手中开始的。巴拉生于1886年，起先在慕尼黑大学学哲学，后来受了表现主义戏剧的影响，又到柏林去学了两年戏剧。回到慕尼黑后，他给一家杂志当编辑。就个性和追求来看，巴拉一点也不是个具有达达气味的人，他希望干事业，有所作为，被社会肯定。在1912年左右，他从柏林学习戏剧回到慕尼黑时，正是康定斯基成为慕尼黑一颗光芒四射的现代艺术明星之时，巴拉则对康定斯基十分心仪，仰慕无比，亦希望自己能在艺术上做和康大师同样的事。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巴拉甚至很热心地要参加战争，满足自己的风发意气。他三番五次报名参军，但因为体检通不过未能如愿。在1914年底他因为按捺不住的热情和好奇，自己到比利时前方战场去实地观察了一番，这才看清了战争的残酷面目。他一下子从爱国主义的狂热中吓醒过来：多险啊，这种白白送命的事情，躲都来不及，他居然蠢到要投身进去。还是三十二计走为上!他立刻携了一名女歌手(后来成了他的妻子) 出走瑞士，躲避战争。
在瑞士，政治也好，艺术也好都不是当务之急，巴拉首先得面临生存的问题，他和女友一合计，只能“出售”他们的技能谋生：巴拉能弹钢琴，女友唱歌。基于这个实际考虑，巴拉打算搞一个“夜总会”，他注意到在他们居住的街区有不少没头苍蝇似的外国流亡者，他们也许都愿意能有一个合适他们的夜总会，可以让他们打发流亡生涯中的漫漫长夜。巴拉说干就干，他从一个叫伊法内摩(Herr Ephraim)的荷兰人手中租了一间屋子，又从别的熟人那里借了一些画把屋子布置起来，就大概张罗出一个夜总会的格局。他在报纸上登的广告上特别标明是“国际流亡者的夜总会”，(开始还不叫达达。)1916年的2月夜总会开张，巴拉四方邀请各种艺术家来自愿参加，不论国籍和政治主张如何，都可以来这里献艺，解闷。在头一批来的客人中，有一个罗马尼亚人叫泰赞拉(Tristan Tzara) ，这个人对“达达”的产生推动起了重要作用。
泰赞拉和巴拉根本是两种类型的人，巴拉是典型的日尔曼人，白皙，金发，严肃，沉默，泰赞拉是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犹太人，黑发，矮小，多话，好动，若不是在战时流亡的特殊环境里，这两个人很难走到一起。可巴拉的夜总会一开了头，泰赞拉就成了不可少的人物，他异常活跃，亢奋激昂，精灵鬼怪，从各式各样的口袋里能摸出他写的各式各样的诗，他似乎因为自己个子矮小，更加以孩子自持，在行为上比谁都能敞开来肆无忌惮地胡闹。
很快，夜总会就挤满了各国的流亡者，每晚的演出形成了六名中坚人物：巴拉，巴拉女友，泰赞拉，画家阿尔普(Hans Arp) 和画家简科(Marcel Janco)，还有一位巴拉过去在德国学哲学的朋友海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 )。 他们各有各的本事，每天晚上在夜总会里尽其所能，各造其极：有弹琴的、唱歌的、朗诵的、 作画的……每天的花样都不重复。而这些“演出”完全不照着正常的路数进行，而是即兴的，甚至是胡作非为的。可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方式竟非常合适人们的心境，人人好像不约而同地都需要使劲发泄，可心吵闹。不难想象，在周围充满死亡阴影的战争期间，任何慎重其事的艺术表演，不仅不合适，而且会显得可笑，甚至没有心肝，因此，他们很自然地觉得，“参与者无论做什么，说什么，唱什么都行，但绝不给这个耻辱的时代表示一丁点儿的尊敬。”于是，夜总会的“表演”怎么出格怎么来，比如几个人同时用不同的语言声嘶力竭地朗诵同一首诗，弄得人什么也听不到;把给煤炉出烟的烟囱套在头上跳舞;敲着铁罐铜盆“奏乐”;扯开嗓子学狗叫;把纸条布片连缀起来做成奇怪的服装……
然而，无论是表演者还是观众都奇怪地从这类胡闹中得到某种启迪：一个人能活下来是那么偶然，原来，生命根本就是个偶然，现在彼此能相遇是偶然，在一起作乐也是偶然。一切所谓的意义原来都是无意义，战前视为稳固的东西其实全都靠不住，“稳固”只是个幻觉，“偶然”才是真相。从这里达达们产生了一个新的思路，反对逻辑，尊重偶然，反对权威，尊重权威之外的随便什么。画家阿尔普开始用“偶然”的方式创作作品，他把纸撕碎了随手一扔，落下来是什么样，他的作品就是什么样。泰赞拉把一篇文章逐字剪开，然后把那些零碎的词放在袋子里，再一个个摸出来，重新连缀在一起拼出一首不知所云的诗。
总之，即兴、随机成了这个夜总会表演的方式。很快人们感到，这已经不是几个年青人发泄自己情绪的方式，而是有某种东西和整个时代，和眼下的整个一代人联系在一起。的确，在那样一种对一切憎恶鄙视的气氛里， 达达们无疑触及到了一个精神层次：反对一切社会规则。任何规则都是对人性最大的拘束。他们意识到了这个，而且意识到了这种起于一时的情绪发泄可能会在文化意义上具有价值。
这是个好事，可是呢，即使是对好事也不能“在意”，人对任何事物只要一“留意”，事物就要变质，就是反对一切意义的达达也不能例外。
夜总会组织者们开始有意要把这个偶然的机会变成一个必然的运动了。他们首先打算办刊物来宣扬自己的主张--到这个时候“达达”这个名称才开始出现。
命名的过程倒是非常达达式的--随机：他们顺手打开一本字典，碰上什么词就用什么词，结果他们碰上的是一个法文词“达达”，那是牙牙学语的孩子称呼玩具小木马的名称。于是这帮人就以“达达”为名来称呼他们的活动，其中一个达达分子不无得意地认为，这个词根本是天赐的，因为孩子的牙牙学语正是最自然，最原始的声音，这正好意味着他们的运动也正是一个艺术上全新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