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我曾读到上海学者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在那本书中，朱学勤以法国大革命[1]为反思对象，通过对卢梭的思想研究，分析他的道德理想及其话语方式对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给了我很深的启示。尤其是他对“善因”与“恶果”的悖论分析，即卢梭那种道德理想的“善因”，被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窃取之后，演变成暴力与专政的“恶果”，发人深思。就像他在书中指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之后雅各宾派[2]的暴力执政，思想和语言的源头恰恰都是出自于卢梭的道德理想。他还举出了大量的例证，其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执政代表罗伯斯庇尔[3]在处死国王路易时的那一大段慷慨陈词，罗伯斯庇尔说：
人民的审判不同于法庭的审判，他们不作判决，他们像闪电一样地予以打击，他们不裁判国王，他们把国王化为乌有。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4]
很明显，在能否处死国王的议题上，罗伯斯庇尔取用的不是法理，而是卢梭式的高调逻辑，即居高临下的道德仲裁。这也是我看到理性败倒在雄辩脚下的一个最典型事例，通过这个事例我得到了以下警示：词语一旦被道德磁化，就会漠视周边的存在，而转化为天然的正义之声，对理性话语进行全面抹煞。如果我们引镜自照，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形，“文化大革命”的暴戾，又何尝不是当初法国大革命的悲剧重演呢?
我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作为“文革”期间出生的一代，我只是与“文革”擦过一点点肩。但即便只是擦肩而过，“文革”的那种暴虐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尤其是那种极具暴力色彩的语言风格，至今回想起来，仍还令我心有余悸。言辞的粗暴与恶毒使人不寒而栗，如此过激的语言方式不可能凭空而出，必定有其制造的源头。那么，其源头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被这个问题所困扰，不敢去直面。因为往上追究可以追溯到“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而“五四”作为一个自由与民主的新起点，恰恰是我所认同的现代文化基础。幸好是读到了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一书，他对卢梭思想与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实质予以悖论式的分析，不仅解开了我的胸中盘郁，也提供了我思考的新方法。于是，我这才有了勇气，敢于将“文革语式”的产生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互为因果的反思起来。
众所周知，白话文运动是一场顺应时代发展的语言变革运动，源头可以上溯到明清时期的白话小说。不过，那时候虽然白话已经形成于书面并在民间流行，但并不为知识分子群体所接受。因为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里是一个承上启下的社会群体，位居“四民之首”，兼有维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界限之义务。这是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享有的特殊文化身份与特殊社会地位，这种特殊性使得他们必须要以理驭情来为现实树立某些公正的价值。所以，作道德文章成为他们的本业，也就从中发展出了一种令文盲大众无法染指的书面语言，即所谓“文言文”。并由此形成一种固有的知识制度，于社会生活的枢纽神经保证了传统生活态度的一代一代延续。
然而，近代以后，外来价值的颠覆，扰乱了原来的社会秩序，也动摇了知识分子原先所享有的那个社会基础。所以，他们不得不顺应时代，在知识传播上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这是晚清出现白话文运动，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将目光下移民间社会的前提。也就是说，白话文在知识圈里的最初兴起与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产生动摇有着直接关系，知识分子采用白话不是为了回到民间，而是为了更加便捷有效地传播知识，以巩固其失落的社会地位及其曾经捍卫过的那些传统价值观念。关于这一点，王国维在他1903发表的《哲学辨惑》中已经有过提示，他说：
近世中国哲学之不振，其原因虽繁，然古书之难解，未始非其一端也。[5]
时至1897年，梁启超为“演义报”作序时又强化了一点。在那篇序言中，梁启超这样说道：
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各国皆尔，吾中国亦应有然。[6]
很明显，梁启超对白话文的倡导，进一步做了顺应时代的解释。于是，这才有了后来更加激烈的裘延梁，有了他在1998年“苏报”上刊登那篇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并直接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7]。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由低调进入到高调辐射，最终催生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及其传统价值的釜底抽薪。事实上，当1917年还在美国的胡适向“新青年”杂志投稿《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时，并没有意识到他这篇文章会对后世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只不过是结合了梁启超等一些前辈们的思考，再加上自己在国外的切身体会，看到了中国的文学必须要建立“历史的文学进化观念”，即“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8]也就是说，胡适对新文化的倡议，注重的仍然只是语体本身的变化，而不是与旧文化形成你死我活的对立。但是，作为“新青年”杂志主编的陈独秀，却从胡适的刍议中看到了革命的星星之火，从中以自己的意志加以转化，最终演变成了“文学革命”的号召。自此以后，新文化运动出现了根本性转移，开始朝着铲除传统文化的方向发展，它为我们于千年传统的庇护之下重新打扫出来一块空白的新起点，而在这个新的起点之上只写着两个字----革命。
最先为革命吹响号角的先锋人物，当属陈独秀。他不仅篡改了胡适文学改良的初衷，也把吴虞[9]对儒家伦理的批判提高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最终发展出“打倒孔家店”的思想，从而将新旧价值旗帜鲜明地对立起来，转换了白话文运动的基本动因。即由原来的语体变革，转换成了意识形态的反抗。正如他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所力主的那样：
贵族的文学要让位给平易抒情的国民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10]
这里，陈独秀偷换了一个概念，即把文言体变成了旧式贵族的专利，而白话文变成了新式民主的象征。由此，陈独秀把文学革命导向了阶级斗争的航道，也将一切旧的价值送上了历史的断头台。一石掀起千层浪，陈独秀的言论虽然遭到一些旧派人士的反对，但却得到了许多新派知识分子的响应。钱玄同就是陈独秀的鼎立支持者之一，他在一封公开发表的《致胡适的书》中，把古文言斥责为文化暴政的工具。他说：
让我再坦率相告：为了中国不致灭亡，为了中国变为20世纪的文明之国，现在基本的任务就是铲除儒教和消灭道教。但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先决条件就是毁灭作为儒家道德和道教迷信之根源的古代文言。[11]
在这封言辞激烈的书信中，钱玄同已经把文言语体看成了万恶之源，而它所承载的价值不仅会造成历史的倒退，甚至还会带来灭绝的灾难。至此，革命已铸成大局，开始向新的知识层扩散，愈演愈烈，最终汇集成了一股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尽管在这股潮流掀起之时胡适已经有所警觉，并很快作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2]一文，希望对某些价值有所保留，但已无济于事。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再也不可能收回。甚至包括这期间还在教育部任职，埋头于故纸堆，整理古籍，钞古碑的鲁迅，也在这股浪潮当中经由钱玄同劝说，于1917年夏卷入“新青年”编辑部，并作《狂人日记》一文，猛烈批判传统文化的吃人“真相”。
尽管鲁迅加盟到了新文化运动的阵容，并且一发而不可收的作起了批判传统文化的文章，但是，对革命的态度以及所能产生的效果鲁迅还是深表疑虑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稍后所作的小说《阿Q正传》中看出端倪。他写道：
“革命也好罢，”阿Q 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