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之后，以王朔为代表的“痞子文化”出炉，即是从那个折断的缝隙中间泛起的一股沉渣。王朔不屑于与知识人为伍，自诩为“码字者”，表明了他对“新时期”以来的那种文化建构并无什么好感，而他的名句“我是流氓我怕谁”，更是反映了他对暴民思想的认同。这是1989年之后，知识上层又一次将目光下移民间社会。表面上看，王朔这次重返底层，好像是对权力社会的背叛，要跟白话运动的群众路线打成一片，但实际上与白话运动的基本原则已经完全背离，借用朱学勤的话说就是一种“倒果为因”。如果说先前那些白话运动的先驱提倡白话是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某种价值，那么王朔的“痞子文化”恰恰是对这些价值进行诋毁后的一种反弹。他从“文革”的余毒中汲取革命营养，将知识上层的价值塑造与下层暴民对秩序的搅乱加以篡改，混淆权力政治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向知识群体内部抛砖头，不仅颠覆了“新时期”建构起来的那种崇高价值，也彻底违背了白话运动的初衷。在一次回答记者的提问时，王朔表明了自己的写作姿态：

先有语言后有语法。秦朝说的是潮州话，宋朝说的是河南话，汉语本来就是浪荡女子，纯洁就死了。骂别人是痞子，就像公共汽车上被挤了一下的女孩却自作多情地回头骂一句‘流氓’，她以为她是谁。痞子一词是地主知识分子对劳动人民的污蔑，革命成功就在于打倒了某些人的优越感。[34]

这又是多么熟悉的一种语言方式呀。他让我再次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回到那下层的道德优先取代上层价值持守的革命广场，又一次看到了暴民思想对理性精神的戕杀。王朔正是从这里为“痞子文化”找到了赖以生根的民间基础。于是，他开始假借底层的名义将痞子形象混同于革命形象大摇大摆地生发出来，由下而上，激荡起了更多粗俗与暴虐的语言沉渣。

可怕的还不在于王朔，而在于王朔在雪地里撒完野的身后。理性的堤坝，遭遇到流氓痞子们的挖掘，一旦溃决，就会引起洪水滔天。正是在王朔身后，越来越多的粗暴言辞开始死灰复燃，跃然于纸上，成了当代汉语中新的批评语式，并且伴随着网络文化的兴起，堂而皇之地转化成了所谓批评的“民主与自由之声”。这，不得不说是汉语批评走向当代的一个悲剧，也是白话运动的“善因”在当代中国结下的一个历史“恶果”。本来，谈论自由与民主需要有一个契约的前提，而契约是由语言理性规范起来的一种道德自觉行为，一旦语言失信，没了尊严，就会如同民主与自由脱去了契约这件理性的外衣，赤裸裸袒露的只会剩下兽性。法国大革命早已经演绎出了这样惊心动魄的一幕，它将民主放任到广场之上，最后收获的就是暴政。所以，无边的民主与语言的暴政是一个内在因果的关系，如果不把这样一个因果拆解开来，从中将历史沉积的垃圾掏干净，我们就寻觅不到那个纯净的汉语之源，也就不可能真正踩在自由与民主的基石之上去建构起汉语世界的现代批评价值。

注：

[1]，法国大革命：18世纪末发生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是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从1789年7月到1792年8月，掌权的是大资产阶级与自由派贵族联合的君主立宪派。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象征封建专制制度的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大革命的开始。君主立宪派控制的制宪会议虽然通过了著名的《人权宣言》，但他们只为大资产阶级服务，根本不关心劳动人民的利益，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1791年6月国王路易十六逃跑失败后，于1792年春又发动对法国的武装干涉，法国革命处于危机之中。第二时期，从1792年8月到1793年5月，当权者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1792年8月10日，在吉伦特派领导下，摧毁了法国君主政体，结束了君主立宪派的三年统治，并把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可是，吉伦特派未能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引起人民的愤怒。第三时期，从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专政。在雅各宾派的领导下，法国大革命进入高潮。同时，雅各宾派实行了恐怖政策，出现过激行为。1794年7月27日，大资产阶级发动“热月政变”，雅各宾派革命专政被颠覆，法国革命上升线到此被打断。

[2]，雅各宾派：参见注[1]、[3]。

[3]，罗伯斯庇尔：法国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是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派的著名领袖，曾被列宁誉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罗伯斯庇尔在他的政治思想中跟卢梭一样，认为“权利平等是天赋的”，所以，他主张推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符合人类理想的共和国。然而，在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间，他却提出和实现过革命恐怖主义和法制原则，认为“恐怖就是迅速的、严厉的、坚决的正义”，要用恐怖行动来“严厉而无情地惩罚破坏自由的罪犯。”

[4]，见朱学勤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

[5]，王国维著《哲学辨惑》，首次发表于《教育世界》55号，1903年。

[6]，[7]，参见谭彼岸著《晚清的白话文运动》，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

[8]，见(美)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9]，吴虞(1871-1949)，字又陵，号爱知庐主人，四川成都人，五四时期的反孔英雄。

[10]，陈独秀著《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上海，1922)，1卷，135-140页。首次发表于《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

[11]，夏志清著《现代中国小说史1917-1957》(Ahistory of Modern Fiction：1917-1957)(纽黑文，1961)，10页。

[12]，《胡适文存》，1卷，77-78页。

[13]，鲁迅著《阿Q正传》，1921年。

[14]，鲁迅著《希望》，1925年。

[15]，鲁迅著《古文与白话》，1926年。

[16]，见鲁迅致许广平信。收入《两地书》。

[17]，收入《坟》。

[18]，收入《鲁迅全集补遗续编》。

[19]，收入《朝花夕拾》。

[20]，见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21]，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段话始见于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

[22]，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顿时掀起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为第一次思想解放的先声。

[23]，以描写“文革”给人们造成的严重“伤痕”为主要内容。一般认为刘心武1977发表的《班主任》是其发端之作，因卢新华1978年发表的小说《伤痕》引起争鸣而得名。

[24]，“朦胧诗”是酝酿于文革期间，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正式出现于文坛的一种文学思潮，主要得名于当时官方媒体对其作品“晦涩”、 “朦胧”的批评。最初以地下刊物《今天》为核心。代表诗人有北岛、顾城、多多、杨炼、芒克和舒婷等等。

[25]，首次发表于1978年《今天》的创刊号上，后公开发表于《诗刊》，被广为传诵。

[26]，语出美术理论家刘骁纯所作《峡谷与机遇》一文。原载《上海美术馆馆刊》1989年特一号，《江苏画刊》1990年第一期转载。

[27]，《美学译文丛书》，李泽厚主编，1980年之后陆续出版发行。

[28]，《走向未来丛书》，金观涛主编，1983年之后陆续出版发行。

[29]，见李泽厚著《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

[30]，见刘再复著《性格组合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

[31]，见刘再复著《文学的反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32]，见刘再复、林岗著《传统与中国人----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若干基本主题的再反思与再批判》，三联书店1988年。

[33]，见刘小枫著《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

[34]，《谁也拦不住我放狂话》，马友明与王朔访谈，见《北京青年报》1993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