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并梳理旧式的编写

民国之前，画史编写，并无严格体例可循.如果要溯源，最早的画史，当推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而这部编著，除前面的“六论”外，其实都凭着这位收藏家的爱好，较详地记录了两京寺观壁画和历代画家的传略。其他如宋代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邓椿的《画继》，主要是一种画家传略的汇编，抑或夹杂一点画事的掌故而已。有的著作，名日“画史”或“画史汇传”，实则无异于一种“藏画目”或“画家辞典”的出版物。严格地说，对如何较适宜地论述绘画在历史上的发生、发展、以及在历史上的影响、作用和它自身的演变规律，这还是我国近百年才注意到的事。在二十世纪，俞老师是一位较早地进行研究，并为后来研究者作出“铺路”的美术史前辈。俞老师对于画史的编著，秦汉之前，他把文献述及画事的，摘录、汇集成章，如述“三代之48绘画”，他把《左传》、《史记》、《尚书》、《论语》、《周礼》、《孔子家语》、《毛诗》、《说苑》、《庄子》、《韩非子》以至郦道元的《水经注》等都给以“引其要”，然后加以“集合”、“排比”，这就较前人的作法，大大地推进了一步。

秦汉之后，画事渐兴，画家多起来，画作影响大起来，对画事的议论也逐渐增加，又如绘画的派别逐渐产生，分派的议论也因此而复杂。有从风格分，有从师承分，有从地区分，种种说法不一，又譬如在画学理论上，专论、专著渐多，但由于议论者的审美情趣不同，论点也就各不相同。画事的发展，随着时代的进展，势必日益复杂。因此，如何梳理文献上的画史资料，便成为美术史家的重要任务。晚明自董其昌等将“画分南北二宗”以后，不少画家，鉴赏家，评论家都继之而全面铺开议论了。然而，比较科学地进行分析并梳理历代画学上的工作，这在前面已经提到，那还是近百年的事。

20世纪的上半叶，或就20年代至40年代而言，当时中国研究美术史的，有一个明显特点，除个别从事哲学、美学者外，基本上是美术史家，同时是画家，如陈师曾、黄宾虹、秦仲文、潘天寿、郑午昌、俞剑华、傅抱石等。他们一边作画，一边进行美术史的著述。他们有丰富的绘画实践经验，不仅了解历代画家的思想及其活动，而且比一般学者要深人的多。如俞老师的这部画史著作来看，很显然，他在某些议论上，就从画家的心态，对历代资料，作出了更适合美术家理解的反复梳理。正因为他是画家，同时熟识画史资料，所以，对历代绘画风格以及演变的论述时，不放过每个画家的一点长处，所以他的画史著作，能反映出许多画家在画技上的独到处，如说某某善画斗雀、草虫，又某某善于“葡萄作点”、“画梅染胭脂”，又是什么“写方竹作细笔阔叶”等，虽然这些整理，不属画史的主要方面，但是，俞老师能注意及此，正显示了他在研究上的特点。

再就是论及“西画之东渐”与“中画之东渡”，他给以列入“清朝之绘画”的第九节，字数不多，但意义深远。尤其对“中画之东渡”一文，他指出：“自唐宋以来，中国绘画逐渐流人三岛，彼国所习之‘南画’，即中国画也；彼邦视为画祖之雪舟，其作品乃近于夏圭，日本国画实即中国画也”，俞老师据事实作出明确的论断，这与日本有些学者“遮遮掩掩的论说”判然不同。俞老师说这些话之时，正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日本侵华势力高涨之时，俞老此言，不加“遮掩”，更表明一个中国美术史家的正直为人与爱国之心。

走出书斋深院的大门

“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只能说明读书人有书本知识，或说待人接物中了解到一些外界情况，其实，“不出门”的局限性是很大的，否则，前贤何必要提“行万里路”的重要性。早在清代，徐斡就说：“明，莫大乎自见；聪，莫大乎自闻；睿，莫大乎自虑”。事实证明，任何人，若能“广游天下，会心必自辩”。俞老师于50年代后，在对中国美术史作进一步研究的同时，毅然远行，突破过去只坐书斋伏案研究的一套工作方式，因此，在他后来撰写的大量论文中，都贯串着他的“自见”与“自闻”。

1954年与1955年，俞老师与年青人一起，不舍作万里之行，据周积寅给他所编的“年谱”记载：“1954年五月至八月，(俞老师)考察济宁武氏祠，晋云山，泰安岱庙，泰山，长清灵岩寺，孝堂山，济南千佛岩，山东博物馆及图书馆，成都云门山，驼山，博山，潍县、北京，周口店，望都，大同，云冈，浑源，恒山，五台山，太原，晋祠，天龙山等处古迹文物和各地博馆的馆藏，模写文物及风景写生一百四十幅，写成《鲁冀晋美术文物考察记》，文字四万字”。可以想见俞老师在当时的收获。记得他曾对我说，“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文物丰富，我们美术史研究中，不看田野实物不行，看与不看大不一样”。“看与不看大不一样”，他的这句话，意味深长，给我留下了永不忘记的印象。

1955年，俞老师又赴开封，郑州，并去洛阳龙门考察，还到了巩县，渑池，安阳及南北响堂山诸地，撰有《河南河北美术文物考古记》。同年七月，俞老师竟远行至河西走廊，到了敦煌.在莫高窟考察时，还一再临摹莫高窟的壁画，使他的《中国壁画》一书的编著，有了实地考察作49基础，输人了第一手资料于著作中。这与他过去的画史编著，大大地跨前了可贵的一大步。1962年4月，许多美术史论家，由文化部组织，在杭州讨论并审订《中国绘画史》稿，有一天，他在会上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发言：“我想重写中国绘画史，来个天翻地覆，我们要有书本知识，更要有田野考察的实际知识，我的老骨头，虽然年过花甲，现在有火车、飞机，古人说，行万里路，我要与年青人一起行十万里路，路虽漫漫，尽我的努力迈进。”这番话，博得了在座与会者的热烈鼓掌。当时我只38岁，尚未进人不惑之年，听了俞老师的话，无异对我以极大的鞭策，鼓掌之后，我沉思久久。深感俞老师的精神服人，年青的后辈，怎么不需要猛追直上。

结语

俞剑华先生不愧为我国有贡献的著名美术史论家。一生勤劳刻苦，突出地在中国绘画史这门学科上作出了努力。他的著作等身，除了他那巨著《中国绘画史》之外，他如《顾恺之研究资料》、《中国壁画》、《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石涛画语录标点注释》等等，美术界几乎无人不读，其影响及于海外。俞剑华先生的治学精神，值得我们晚辈学习。如果说，我在数十年来对于画史画论的研究，还有一点什么成绩的话，应该不忘俞老师的教导。尤其是俞老师那种锲而不舍的勤奋，我把它当作楷模。我的一生，有好多位可敬的业师，他们在年青时，都不是“秉赋聪明”者，他们到了晚年之所以有很大的成就，就由于肯刻苦，肯钻研；也由于有毅力，有恒心。他们曾使“池水尽墨”，以至“磨穿石砚”。他们的硬功夫硬是“水到渠成”。先贤有言：“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他们“谋”，无非“三余广学”，无非“发愤忘食，乐以忘优，不知老之将至”。俞剑华老师能在中国绘画史这门学科研究上，对后人作出“筑基与铺路”之功，终成为20世纪令人崇敬的美术史家，此无他，就因为他的一生“发愤忘食”，兢兢业业，“不知老之将至”。

王伯敏（1924—），男，浙江台州人，中国著名美术史论家、画家。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