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国画论类编》与《中国画论大观》
《中国画论类编》是俞氏经过几十年的整理、探索、集腋成裘的一部画论巨著，在1937年改名《中国画论大观》，积稿已达数百万言，将孔子至清末，编辑各种画理、画法、画品、画跋、分类编集、每篇加以标点、考证、校勘、作者小传、著录版本，历代对该篇的研究，评论，最后提出自己的见解，其间又经过1948年、1953年的增订。分类为：泛论、品评、山水、人物、花鸟畜兽、梅兰竹菊、鉴藏装裱工具和设色，于1957年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出版，是建国以来开创性的画论著作。据知他的“画论大观”在出版社审稿时，正是1956年我随同俞师在北京居留之时，参与审稿的王朝闻先生，建议他先整理出《中国画论类编》，此书于1957年出版后，多次再版，被称为“迄今最为完备的中国画论集成”，“是一部划时代的画论集成”。刘伟冬、樊波《奠基如磐 学风致远——写在俞剑华学术研讨会之前》（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08年4期）该文还说：“应该说，在俞剑华许多以史料收集见著的著述中，论其影响大、引用广，要算《中国画论类编》一书了。下面列举了对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中国美术史资料选编》，许多材料主要引用于此书，及美国著名汉学家、美术史论家高居输的《山外山》一书，也多次引证此书的事，具体详见刘、樊的文章这里就不重复了。
关于在中国画论方面继承俞氏事业并获得成就的是周积寅，他在1962年在南艺美术系中国画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并跟随俞剑华教授进修，被称为俞氏的“关门弟子”。他出版和发表很多论著。关于画论方面，著有《中国画论辑要》，江苏美术出版1985年出版。1998年第5次印刷。1998年获全国高等校优秀教材荣誉证书。1991年获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铜牌奖。
3、《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
《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编辑开始于三十年代初，名为《中国画家人名辞典》，神州国光社总编黄宾虹约定由俞、黄、加孙 公三人共编，1934年出版时仅用孙一人署名，是书出版孙氏并未见到，可能由出版社代为具名，遂有此误。1957年南艺院领导谢海燕建议扩充增编为《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张仲权助编，1963年发稿排印，“文革”中原稿半数失落。使此书出版带来极大困难，1978年重检打样进行校勘时，俞师老病不能参加，再由王石城、周积寅、林树中、张仲权、邹洛羊、黄若舟、汪子豆（王、周、林为学生，张为助手）进行校订审阅。不少美术家传略是重新查对原著，去其重复，订正疏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又出版社的范大杭、郭淑君、王培林、汪文娟、王培华、邓明等，还再次进行校对、增订，在原版所收历代美术家三万余人的基础上增补了近年去世的知名美术家一百余人，并补充了全国美术家协会会员的简历作为附录，在1981年12月第一版发行。1985年又加入沈锺瑾、胡艺、刘墨、温肇桐、茅子良，到1992年12月第六次印刷时，印数已到32800部。本书在编辑之初，曾由出版社具函向全国各省市的有关单位，普遍征求有关美术家资料，得到各方的大力支持，特别是全国各地的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文史家、如姜丹书、陆丹林、徐鑫龄、藏松年、陈子奋、关友声、胡佩衡、王伯敏等。（其中大多为老友或学生）不计报酬，竭尽所知，撰成文稿，直寄编者，这些是文献中找不到的，此外加上出版社的责编范志民，技术编辑曹鹤鸣，装帧设计冒怀苏，以及助编、审校等，总有五、六十人之多。这种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是极为可贵的。
本出版后，成为同类美术图书空前的权威著作，国内各图书馆、博物馆皆列为必备书，青年学子、美术史论爱好者，只要经济条件许可，无不人手一册。笔者在国外访问讲学，所到各处的图书馆、博物馆都将此书置于工具书的最显眼处，博物馆入藏或重审一幅画，首先查对该典，特别是二、三流画家或时代、籍贯等存疑的画作，凡该典上录名的，顿时身价十倍、百倍，该典未录的，只好暂搁一边。其主要的权威性是一、覆盖面广，全书原稿共收录约29484人；附录（为出版社增加现代美术家，传记较为简略）6150人，共约35634人，近300万字；再是书前人有名索引，书后有字号异名索引，尤以后者为读者提供了检索之便；第三是美术家生卒年或主要活动年代皆中说明，又注明籍贯的今地名，每条后注明材料来源，这都对读者的进一步研究深入，提供条件；四、是关于美术家的评价，也能根据主编者的美术史论水平，在原有基础上审定，力求恰如其分，“夸张过当或师承谬误的，酌加修削”，陈辞滥调一并裁去，文字极简洁。但该典出版后，仍然收到国内外不少专家、读者反映，提出错误与缺欠，可知这一大型工程的艰巨性。关于现代美术家部分只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有关当代美术家新辞书来弥补了⑤。
4、其他
以上三书是作者在某一方面成就的长篇巨制。
《中国山水画的南北宗论》和《石涛画语录》及《顾恺之研究资料》中有关顾的三篇画论的注解，则属画论研究的中型论著。“南北宗论”一书，作者能够根据当时各家（如童书业等）的理论，加以综合梳理，然后提出己见。对于明末至清三百多年间笼罩画坛的画论和当年的学术大辩论进行总结。《石涛画语录》的注解，虽以注为主，然能根据他长期研究的心得，对这一部影响极大却又深奥难解的画论著作，深入浅出的阐解，指出其精论所在和缺点，使读者找到深入的门径，也是一大功绩。顾恺之的三篇画论，由于六朝的文风，特别是收入《历代名画记》后，经过千余年的传抄、刻印，存在很多错简、错字、缺漏，造成许多理解的困难，俞师能综合傅抱石、潘天地寿等的科三成果，加以自身的绘画实践体会和丰富的文史知识，整理注解后，大体清顺可诵。顾恺之三篇画论、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石涛《画语录》都是中国传统中画论中的重点，其梳理阐明之功不可泯，尤其是《石涛画语录》注释本，经日本学者远藤光一翻译，于1977年在东京日本美术新报社刊行，闻还有英译本。至于以上三书中的一些学术见解及某些词句的解释，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可以讨论。
《顾恺之研究资料》、《王绂》、《陈师曾》则属画家个案研究。前者从顾恺之的生平、作品、画论、历代评价，文献征引宏博，图版最为完备，在同类书中开风气之先。后来宗典的《柯九思史料》、陈高华的《元代画家史料》等，都受此影响。《王绂》、《陈师曾》皆列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画家丛书》特别是写其乃师陈师曾保存了很多第一手资料，成为现代画家传记的典型。
属于画史、著录经典著作的注释本，则有《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宣和画谱》，这些都是中国画史、著录典籍中最重要的，前二书前列“导言”，谆谆善诱，使初学者有门径可寻。有的作简要的白话翻译，注解详尽，有的在同一画家传记下还收集其他文献中的资料作为附录，使读者如同时读到许多的书。
其他如《中国壁画》、《两宋花鸟画》等则属专题研究。此外还出有《俞剑华美术论文选》等。
三、俞剑华学派的特点</STRONG>
现代中国美术史论界是否存在一个俞剑华派？这有待于大家讨论。那认为从时代背景与俞剑华一生的学术活动、学术主张，师承与薪传，作为俞剑华学派有它的特点，这基本上可以从俞先生自己在1958年提出的“四万说”来认识，这四句话也见之于刘海粟、谢海燕先生给俞剑华老师的挽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双百伟大方针光照老树结顾果；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万张画立万帙言，四万雄心雄志身体力行育新人。
四万，就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绘万张画，立万帙言
1、读万卷书
——对传统文化的熟悉和贯通
读万卷书 一是重视文献学；二是重视学科的基本建设，先生出身于私塾教师的家庭，从小就打下了坚实的“国学”根底，中学时期受国文教师的教导鼓励，大学的北京高等师范手工图画专修科，从校长到教授如陈师曾、郑锦、李毅士等，多是饱学之士，就其直接的师承陈师曾来说，其祖父陈宝箴曾官湖南巡抚，父陈三立是清末著名诗人，兄弟寅恪、隆恪等，特别是寅恪，不但深究国学传统，而且学贯中西，是一代大师，俞先生后来且在暨南大学担任国文、经学、中国文学史等课。一门学科的成立和发展，基础建设极重要，特别是美术学比文学史等学科其成立、开展都要晚，其从事的人数等也都和文学史有一定差距。俞剑华学派的产生和发展与南京艺术学院有密切的联系。南艺从上海美专算起至今也不过97年，作为建国以后美术学的第一代学者，俞先生的科研成果，属学科基本建设，他对学生的引导除中国美术通史以外，主要是阅读传统有关文献。我跟俞师学习，也是从《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等入手，要继承他的好传统，打好基础，要充分掌握资料，特别是第一手的资料，根深才能叶茂，要厚积薄发。
读到俞先生的学术特色，首先是在文献学方面，涉猎广泛深入。他在上世纪的60年代编成《中国美术有人名辞典》，没有深厚的学术积累，无法完成。其次就要读到他的《中国画论大观》了。俞师在《中国画论大观》的书稿题论中提到：上至孔子下至清末，把历代所有讲画品、画理、画法、画诀、画原、画筌等论画的书，尽可能搜集起来，加以系统的整理……这一本书可以说是我一生心血的结晶。……可惜字数太多，无法出版，难以公之同好，殊为遗憾”。现在南艺已决定投以巨资，把它出版。关于“有人说俞剑华的功夫是‘剪刀加浆糊’”的说法，这是南艺前老教授张宜生先生说的，不无贬意，但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手段，它的作用，如同今天的电脑，只是在俞先生生活的时欺还不曾有电脑。他只不过是借剪刀和浆糊来完成资料的搜集罢了。今日重新翻阅老师昔年赠予的《中国历代画跋类编》等手稿来看，尽管有些确是“剪刀加浆糊”剪剪贴贴的，但绝大部分还是他用毛笔一字字手抄的，分量惊人，这些如果没有超人的勤奋，坚强意志和毅力锲而不舍，是不能集大成的。翻阅俞师的高徒之一王伯敏教授《功在筑基与铺路——评俞剑华的画史研究》⑥在这方面更有具体生动的论述。而把它归结为：善于文献中大取大舍；有序有节地安排材料；突破并梳理归式编写；走出书斋深院的大门。他自己就是乃师这方面的重要的继承和发扬者，他的《中国绘画史》等巨著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温肇桐教授也对俞师“有序有节地安排各种史料”大为赞扬，认为“在三十年代，俞老的这种分类法是无可非议的”。
王伯敏是1945年—47年就学于上海美专的学生，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作宏富，由于出版《中国绘画史》、《中国版画史》、《中国美术史》被誉为“三史罕人”。其中尤以《中国绘画通史》著称，（2000年北京·生活·读术新知三联小店出版）在王伯敏的回忆文字中多次提到在全国美术教材会议中，俞、王曾多次交换意见，亲自指授。“绘画史”不但在文献学方面继承俞师之长，而在考古新发现、民族民俗、美术等方面都有极大进展，图文并茂，王的《中国绘画通史》与俞的《中国绘画史》在中国美术史的出版与学科建设来说，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俞师学生在美术文献学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以谢巍教授为突出。他早期曾编篡《何炳松纪念文集》、著《顾颉刚传》，后期尤着力于古典美术文献的搜罗研究，代表著作有《中国画学著作考录》⑦、《中国历代人物年谱》⑧等。“考录”一书后来成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巨型文库《中国书画全书》的重要依据。杨仁恺先生在该书《序》中，称赞“谢巍教授一生治学瑾严，特于画学诸方面之考订，旁征博引，分析精微，去伪存真，纠正前人著作讹误，厥功甚伟”。为俞氏弟子及国内治古典美术文献之佼佼者。
在1998年杭州中国美术学院校庆举办的“98二十世纪中国美术教育研讨会”上，我的发言提到俞剑华，也提到陈寅恪，我认为在今后的中国治中国画史、美术史、画论，要以他们二人为榜样，第一要广泛深入的学习古典文献，不单是《历代名画记》、《宣和画谱》等，还要熟读老庄、易经、孔孟，以至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实际即文献学）；另一方面，还要学习陈寅恪的熟知多国文学，精通西学，精研西方的方法论，这样中西融合，才合大成。今后的中国画史画学的大师，只有在他们之间产生。
2、行万里路
——重视调查研究、与美术考古的学科交叉、与西方文化的交流
行万里路 以上两句话自然是受到明董其昌的启迪。原意从作画出发，要遍历名山大川。要“搜尽奇峰打草稿”，要到现实的生活中去，体察风俗民情，要考察美术家生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而从今天的美术史论来说，除上述者外，还要对国内外的美术史迹进行调查研究，阅看各博物馆及和人藏品；访问世界各国调查、比较；美术史与考古的学科交叉；对西方学术方法论等的吸收与参考。
1、游记与美术史迹的调查，俞先生年青时即喜欢游历、写生、作游记，建国以后调查美术史迹（如石窟等）足迹几遍全国，还去过日本，写出调查笔记和论著。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写出《鲁冀晋美术物考察记》、《河南河北美术文物考察记》、《吴越文物考察记》等。已经发表的有《岱庙壁画的内容及它的价值》、《南京栖霞山舍利塔》、《杭州五代宋代石刻造像勘后的一点意见》、《渑池鸿庄寺石窟》等文及《中国壁画》、《敦煌壁画》⑨等书。在全国来说，俞和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教授、北京大学宿白教授等，开展丝绸之路，敦煌等诸石窟的调查，开风气之先。在南艺来讲，更是以他为中心，包括整个美术史论教研室和进修的同志如罗尗子、于希宁、林树中、再萌等，短途的也吸收老一犁的谢海燕、刘汝醴先生等参加。罗尗子出版了《北朝石窟艺术》⑩，于希宁、罗尗子合编《北朝石窟浮雕拓片选》11。我也是亲随杖履，编写出了短篇如《山东大汶出土文物考察记》（1959年5月《南艺》），长篇如《南朝陵墓雕刻》、《宋陵石雕》、《中国美术全集·魏晋南北朝雕塑》、《中国建筑艺术》等。都是从调查考察入手，再对照文献来进行研究写作的。
关于访问世界各国的调查与比较，俞先生在建国前曾访问日本，建国后一直处在封闭的国家状态，只有邓小平的开放改革路线推行后，我们一代才有可能出国，这一任务只有我们一代去完成了。如1985年我到美国去讲学，第二年去日本、香港，其后又去了朝鲜，直到2002年欧洲之行。当时美国各方面正处在西方资本主义的顶峰，对该国全国各大博物馆的访问、调查、研究，与美国各大学文化与美术史课程，治学方法论的交流，都对我这一生的治学与教学起了跃进的作用。在日本和朝鲜，我访问调查了京都的各寺院，深深感到唐代对日本从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的深广影响；在朝鲜的寺庙、都市建筑等的调查也看到明清时代中国文化对其广泛的影响。至于欧洲之行，从罗马的斗兽场、神殿建筑到中世纪的教堂艺术、文艺复兴时期，达文西、米格朗基罗等三杰的艺术史迹，法国卢浮尔宫、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等18世纪以后绘画、雕塑等的陈列，处处可与中国文化、美术进行比较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在每个研究生的配合下，编著出版《海外藏中国历代名画》、《海外藏中国历代雕塑》12等巨型出版物，才成为可能，没有出国调查研究便不可能有这些成果，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在沿着俞剑华先生的足迹继续前进所取得的。
在我的80岁祝寿暨学术研讨会上，南大康育义教授帮我总结了一条经验体会，就是中国美术史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现代由西方输入的考古学，结合我国的考古事业取得辉煌的成就，特别是建国以后，中国美术史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成了主要走势，中国美术史学科取得重大突破与成绩，这从建国后出版的各种美术史论著中都可以明显看到。我的工作只不过是其中的部分，在我的学生中如李淞（北大教授）便以美术考古作为科研的主要方向。阮荣春（上海大学艺术研究院院长、教授）在他于1987年在日本留学期间，我曾给他写信，嘱他多留意美术考古的事，并多收集有关资料。他在“佛教南传路线”等方面作出新贡献，甚至把美术考古学加以发扬，主编出版了《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天津美术出版社2004年）。尽管美术考古学还有不少问题须要进一步的探讨，但中国美术史与考古学的交叉发展却是当前的重要大势所趋。作为俞剑华学派的第三代，他们正在沿着前辈走过的路途上，接班继续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