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心地去找寻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人与土地之间的和谐，仔细观看眼前的一切，努力思考对眼前的陌生人的感觉，此时对于阮义忠来说，相机已不再只是他的记录工具，而是他与对象沟通的媒介——在许多不为人知的偏僻角落，被陌生人完全的信任与接纳。而这些给予他的不仅是重新学习的机会，也是他重新学习做人的开始，“摄影让我有机会摒弃以前自认为艺术家的自大心理。” 这为他3年后创作多篇本土摄影报导的文章打下伏笔，也为他日后摄影哲学的成长做了铺垫。
事实上，在他拿起照相机之后的岁月里，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摄影背后的意义以及摄影本质所在的探讨和追问。阮义忠认为，摄影是“看”的艺术、“看”的哲学。那些人为何笑、为何伤心?为何如此优雅、又为何如此不堪?“看”与“用心的看”是有区别的，他认为要想真正进入摄影的世界，就要学会怎么“看”。用镜头看到的东西，要使它成为摄影作品，就要捕捉看到的最美、最有价值和最有意义的那一面。而过去看到的东西，只是自己日后完成的故事素材而已。
有人评价说，“阮义忠是单独行进的人”。他为人特立独行，积极乐观，直言憎恶，迷醉于一切喜欢的事情。
1975年，为了启迪自己、打开原本狭隘的眼界，阮义忠向国外订购摄影杂志和书籍，在还没有机会跨出这个小岛时，他已开始大量阅读世界各国摄影家所拍的影像。做什么事都会一头栽到底的阮义忠，发现只是观看影像已不能得到满足，摄影家们的成长背景、奋斗过程和艺术信念，都是他想要了解的。于是，他又开始找更多的书和杂志，把所有积蓄都花在世界各国出版的摄影书籍上了。
幸运的是，阮义忠娶了一个懂外文的太太，帮他口译书的内容。积累的信息越多，阮义忠便越想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看法。于是他开始在美术杂志上撰写介绍世界摄影大师的专栏文章。这种用心了解摄影家以及他们作品的过程，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奠定了他在日后创办摄影出版社以及中英文双语国际刊物《摄影家》杂志的基础。没受过高等教育却站在大学讲台上授课，阮义忠从此又多了新的头衔——台北摄影家出版社和台北《摄影家》杂志总编辑和出版人，同时他是摄影家、理论家、杂志创办人和摄影专业器材经营代理。大量写文章并且亲自以摄影者的姿态展开摄影传播的大业。
不仅如此，1981年阮义忠转入电视制作，《映象之旅》、《户外札记》、《大地之颂》、《灵巧的手》等两百多部纪录片，引起社会大众的广泛共鸣。
这种成长伴随他30多年，始终没有离开影像的创造，而摄影对他而言，既是兴趣和工作也是生活方式，甚至可以说是信仰。
“道”：解读与判断</STRONG>
摄影，已经是阮义忠生活的重要部分，对于摄影，阮义忠除了坚持用最传统的拍摄方式、最传统的相机、底片，还坚持以谦虚的态度寻找人性的善面。他的摄影哲学是：摄影是靠对象才能表现的一个形式，不完全靠主观意思制作出来。一件事情发生了，已经发生了，正好发生时摄影家在现场，目击了，那一情景给摄影家感动，摄影者把感动准确记录传达出来;因此，一张好照片，摄影家是50%的创作者，另外是对象的功劳。摄影家不是全能的，往往是为对象服务。
对阮义忠来说，无论与这个时代遭遇什么，他都选择见证时代的光辉而不是阴霾，因为只有那样才会带给未来希望。他相信每一个人都有慈悲的心，所以，他相信每次拍照都是在擦亮一次人性的光辉。他坚持影像中的节奏，认为他的照片中不该出现的东西就不会出现，但该出现的就要达到某种和谐。正如他所说，摄影于自己是为了肯定而不是批判。我要把自己坚信的人生价值，将稍纵即逝的瞬间，以最有力的形式化为永恒。
尽管游历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阮义忠镜头锁定的焦点还是台湾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总是试图在平凡人的身上寻找不平凡的特质。这些特质体现在他的五本摄影集《北埔》、《八尺门》、《人与土地》、《台北谣言》和《四季》之中，这些作品在岛内外都受到瞩目，并经常应邀至欧美各国举行个展。他的作品为法国巴黎现代美术馆、水之堡摄影美术馆、尼普斯摄影博物馆和英国的维多利亚暨艾伯特美术馆等重要机构所典藏。
1988年，随着《当代摄影大师》、《当代摄影新锐》和《摄影美学七问》在大陆的出版和广泛流传，对这位台湾土生土长的摄影家，内地读者已不再陌生。他的独行侠的形象，朴素的文风，他的寻找踪迹，都对那个时代里一代大陆摄影青年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摄影经典文化书籍，至今都还在对中国摄影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推进作用。
有评论家说，“阮义忠先生对当代中国摄影的贡献想必很多人都知道，但只有通过摄影著作的中文版才能看到他的思想”。1990年，他的两部著作《当代摄影大师——20位人性见证者》和《当代摄影新锐——17位摄影新生代》分别在内地出版，这两本具备国际化视野、洋溢着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的摄影书籍，曾经在当年极大地启蒙和影响了一代中国报道摄影师，加速唤醒了纪实摄影对于真相的深刻尊敬，以及对世界积极诠释的强烈欲望。
多年以来，我们关于国外纪实摄影的模仿，以及摸着石子过河的实践倒是蔚然壮观，但遗憾的是，对于纪实摄影的认识，其理念、其范畴、其异于其他摄影的标准所在，明白者几稀，纪实摄影的热闹，颇有点摆脱不了一哄而上的嫌疑。阮义忠说，“能够当摄影家是有福气的”。走到每个陌生的地方和陌生的国家，因机缘你把特定时空下发生的事情，或跟自己的生命重叠了，以印证摄影者的内心记录。
他告诫说，不要以为摄影很简单，摄影的态度本身就要严肃。我们以前拍一张照片是很难得的，现在所有一切可以制作出来，而摄影人看不到对象的重量。今天的纪实摄影在全世界有点寂寞了，大家都被艺术性的摄影所吸引。
阮义忠说，此时此刻，身为文化的东西，就应该有他的尊重，就是说，我们不要随着流行时尚，文化工作者更要冷静，更要有坚定的信念。人文摄影不只是艺术家表现自己个人的艺术风格，还要透露出你所关注那个主题的精神面貌。事实上，阮义忠一向不会为时尚潮流所影响，尽管这种摄影观念已经没那么蓬勃，可是他的杂志从第一期到现在，都本着人文精神在考量。
长久以来沉醉在想象世界的阮义忠早就认定艺术高于现实，完全不可能等于现实，而摄影就是要将现实直接转为艺术，艺术是摄影家的追求细节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之中，相机就是用来让生命感动的工具。
作为现任台北艺术大学摄影课的教授，阮义忠对培养摄影后续人才可谓用心良苦。作为一个老师，他看到了一些学生越来越不能理解摄影里宝贵的内涵，所以他总是要把摄影里面很重要的东西，用他最大的热忱来告诉他们：此时此刻，好像不是最好的季节，那么只有找到好的时机，先等一下，躲开价值最混淆的时代，现在的做法就是——用智慧解读或判断各种现象。而且告诫青年学生，如果想要成为好的摄影家，首要的条件就是礼敬对象，懂得谦卑;而摄影者最大的责任和挑战，正是仔细观看与发现对象的最佳特质，并将之最适当地诠释。
谈到今后的创作方向，阮义忠说：“摄影让我找到根，使我在这块土地上产生实实在在的认同感;观看之道让我成长，使我体会所有人类息息相关，理当互助互爱、共荣共存的真理。而这也是我仍然会在下半辈子坚定走下去的路。”
有人说，“他是这个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幸福的人，因为他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并且做得非常好，因为他有一个跟随他帮助他一生为他而活的聪颖的妻子，因为他在不惑之年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