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达在他的作品前
对于生活、工作在纽约和上海的谷文达来说，只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内的。美国有他的家和水墨工作室，他习惯在美国做作品设计；生产基地、作品创作分别在上海和西安，西安长安区有个碑林工作室。去年，谷文达在北京的工作室也相继设立，相比上海和西安的创作基地而言，主要负责联络、接洽一些事情。日前，谷文达就金融危机和当代艺术的“中国元素”问题接受本刊访问。
下一个计划在鹿特丹与上海
记者：谈谈你在欧洲紧张筹备的展览计划？
谷文达：“</STRONG>天堂红灯”计划，我用了四年的时间，打算包裹荷兰的一个教堂，但在去年发生了西藏事件，这个活动就被取消了。教堂是荷兰著名的保护建筑，需要相关的建筑保护协会批准，而且是在巨大的公共场所进行，最后需要市长签字。这个项目需要大量的公关和资金，另外成本在两百万左右，一些欧洲的基金会在支持，“飞利浦”就负责活动中的所有灯光，但不巧，发生了西藏事件，等于四年的心血全毁了。现在开始了另一个项目的筹备，打算2010年在荷兰鹿特丹和中国上海做。
2010年将在深圳的何香凝美术馆、OCAT艺术中心和华美术馆联合举办我的35年水墨回顾展，包括我的水墨装置、水墨行为、水墨画，是我创作的一个回顾。中国当代水墨画在当代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实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有一个好机会出现。现在政府也支持当代艺术，水墨画是中国自己的语言，可能会有一个机会。
记者：最近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金融危机对艺术市场的影响了，你从美国回来，有什么切身感受？
谷文达：先不谈艺术金融危机，只谈金融危机，我的感觉除了金融本身的发展、高峰、衰退的周期外，基本上是人为的。之前的发展都是空的，有泡沫的，现在的状态才是客观的。对艺术家来说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反思阶段，前三十年的泡沫现在一下就没有了，接下来就应该是真正搞学术的的时候了，也是美术机构树立形象的时候。
中国艺术在发热的背后，其发展是完全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发展的成熟度还比不上亚洲的其他国家，现在回落下来一方面是一个客观现实，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痛定思痛，借机看清楚真实的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在哪里，而不是被拍卖行的几个价格所迷惑，过度炒作的不是一个客观买卖。当然在西方这种现象也有，但在西方的拍卖它有一个法律的程序、体制程序，而在中国这些程序都没有或者说不完善，所以可以漫天铺地的做。经过金融危机，中国市场可能会回到2004年那个阶段，也就是在飙升的那个阶段之前。
记者：大家都在反省当代艺术的过分炒作，现在这个弊端表现得更明显了。
谷文达：我是感觉这里面有很多误导，因为操作人本身就没有一个科学的手段，或者说没有相关的法律、体制的概念。像西方的拍卖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发展，他们在操作的过程中会考虑前因后果，而我们没有这个经验，不考虑后果，只要达到一个既定的效果就行。都是互相在误导，可能是买了一大堆高价的东西，现在一张都推销不出去了，有的还是贷款买的，就像买股票一样，这不都是问题吗？但现在这个状况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情况未必会雪上加霜，或者说市场一下就没有了，这也不可能，市场还在走，也用不着担心。
记者：你作品的藏家一般都是什么层面的？
谷文达：基本上都是基金会、博物馆，博物馆的藏品基本上都是董事会买了捐给博物馆的，基本在一个良好的状态。其实艺术家一般有两种，一种是面向市场的，比如比较商业的架上绘画，这里面的作品又分两种：一种是严肃的探索性比较强的架上绘画，还有一种纯粹为市场服务的架上绘画。它们都比较容易进入一般的普通市场，因为架上绘画还是比较容易为一般的人所理解。另外还有一种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不像绘画，一般的老百姓是不会接受的。我的作品很少有普通的买家，一个是规模大，一个是有争议性，买家基本上都是专业水平比较高的藏家或者是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