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当代艺术成就霸权，跟当代艺术批评的“诠释”“解说”是分不开的。道理很简单，要把一个小便池说成是艺术品，没有艺术理论的“说法”是不行的。因为前面两点已有别的学者作了研究分析，多梅克着重阐述这第三点，揭露当代艺术批评的诡辩术。

中国早有指鹿为马的典故。相当程度上，当代艺术正演绎了指鹿为马的现代故事。当代艺术，常常作品本身说明不了问题，端赖“理论”“观念”去诠释解说。作品变得可有可无，理论话语却越来越重要。到后来，甚至概念取代了作品，艺术家成了理论家，所谓“画家成了话家”。人类艺术史上没有任何艺术像西方当代艺术那样，动用了那么众多的艺术批评家。因为，当代艺术其实是靠批评家的文字和话语堆起来的。

多梅克例举：“艺术-理论家”维奈(B. Venet)摆置了一些钢弧条，曰：“赋予雕塑以新的定义”;地上摆一堆煤和沥青，称是一些“物质的自由放置”。多梅克愤然了，难道这就构成了维奈成为“艺术家”、一堆煤成为“艺术品”的充分理由?这些以所谓“自由”的名义取消艺术和生活界限的做法，其实不过是自我宣称为艺术家——“自我艺术家”(auto-artiste)。煤变成艺术品，本质是将艺术创造降格为“指认一件物品”的行为。所以，这是一些“没有艺术的艺术家”。

当代艺术批评的一个重要诡辩术，是将以前的美术作品，绘画或雕塑，都看做是一件“物品”。然后将艺术“物品”与日常生活物品混同、拉齐。法国当代艺术批评家迪迪-于贝曼(G. Didi-Huberman)在称颂一位美国概念艺术家的单色画时说：“任何绘画都是一件物品(objet)。(任何艺术家)不管怎么说，都是在制作一件物(chose)。”(21页)呜呼!艺术创造，在这里被蓄意等同为制造一件“物品”。

当年马克思批判资本对劳动者的异化，是将劳动者“物化”(chosification)。如今的当代艺术理论，则是堂而皇之、理直气壮地将艺术“物化”。而这个“物化”理论，完全是为常用日常物品做“装置”的美国波普艺术做辩护。

多梅克专门用一章，揭露美国波普艺术教主沃霍尔，是靠艺术批评“闹剧”的吹捧功成名就，是一件“现代愚蠢的样本”(57页)。沃霍尔声称，任何东西都是艺术品。1964年，他指认了一堆康贝尔牌西红柿汤料箱和布里奥牌洗衣粉盒子是艺术品。然后，便有成群的艺术批评家出来为沃霍尔诠释解说，称其如何如何艺术。有了理论的辩护，又有犹太画商卡斯特利(L. Castelli)这位“艺术黑手党徒”的商业炒作，“沃霍尔-卡斯特利联合体”大获暴利。

当今法国大红大紫、专画红、兰、白条条的“概念艺术家”布伦(D. Buren)，还有一位同样大紫大红、专搞白方块瓷砖装置的“概念艺术家”雷诺(J.-P. Raynaud，这位花匠出身的“艺术家”也到处展览放大的花盆)……也是首先靠理论诡辩而发迹。西方现代版本指鹿为马的故事，在大批理论家的喋喋话语鼓噪下，鹿终于变成了马。

多梅克认为，真正的艺术批评应该是“文学批评”，言之有物。而当代艺术批评是一种“玄理批评”。当代艺术本身就是概念先行，为之辩护的艺术批评，更是玄理的诡辩。多梅克黑色幽默地把这种“玄理批评”(théoriste)谐音称作“恐怖主义批评”(terroriste)!(29页)

能够把鹿“批评”成为马，而且不允许别人出来说这不是马，理论家们要么跟着说“是马，是好马”，要么只有闭嘴，这样的情形，可不就是“恐怖主义批评”?

上述三要素——体制、市场和理论批评，正构成了多梅克感到恐怖的“网络”体系。鹿最终变成了马，是靠了三个要素整体发生作用才得以实现。这三要素之说，与另一位法国学者西莫诺(P. Simonnot)称当代艺术统治集团为“三M党”，异曲同工。三个M——Market-Museum-Media(市场-博物馆-媒体)，博物馆即泛指文化艺术体制，媒体即是理论批评。

当代艺术的“三要素”或“三M党”，是世界性的，完全控制了国际当代艺术。市场捧炒，博物馆收藏，理论宣传，三位一体，“网络”严密，由此形成了西方当代艺术的“极权主义”统治。

其实，当代艺术的“极权主义”只是当今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极权主义的一个小侧面。

与善良的中国自由主义者想象西方“言论自由”恰恰相反，当今西方的这种“统治性意识形态”极其不宽容。它的一些教条构成了绝对禁忌，不能冒犯。否则，你就得付出“高昂代价”。

比如，“民族主义”(.nationalism)或“民族”(nation)的概念，不允许正面提。二战以后，西方“统治性意识形态”对全世界进行了一场长期深入的洗脑“思想改造”运动(中国知识界也被深度洗脑)，清算“民族主义”，以致今天的德国人被整得连唱国歌、挂国旗都难已为情，“我们德国”之类的情怀不可以公开表露。(参阅《艺术的阴谋》139页)任何一种爱“国”主义，都可以被轻易打成“民族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

再如，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史实，不允许讨论或研究。对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当年广泛的群众基础，学界讳莫如深。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恩斯特·诺尔特(Ernst Nolte)，悲愤指控西方学术界的“不宽容气氛”：“如此禁止分析纳粹主义……，那么20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只有闭嘴沉默了，以免被控事后同谋。”(6)

尤其，对于大屠杀和毒气室，是最严厉地禁止讨论研究，更不允许质疑与否定。战后西方历史学界，事实上存在大量质疑、否定大屠杀的声音，形成一个“修正主义”(revisionism)学派，亦称“否定主义”。修正主义主要观点认为，当年德国只是“集中”，并未屠杀犹太人，就像同时期美国“集中”居美日本人，英国“集中”居英德国人一样。(7)

这些“修正主义”学者教授，一直被剥夺“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长期遭到媒体封杀，人身迫害，甚至判刑入狱。除了自由主义传统最深厚的英国和美国，许多西方国家，如德国、奥地利、法国、瑞士等国，都先后立法规定：否定大屠杀和毒气室是触犯刑律，属于犯罪。于是，当代西方的言论罪和文字狱，几十年来常年发生，不胜枚举。

法国当代最著名的修正主义学者、前里昂大学教授罗贝尔·福利松(Robert Faurisson)，1970年代开始认定毒气室并不存在，并质疑《安娜·弗朗克日记》的真实性，结果长期遭到人身威胁。1989年被暴徒严重殴伤，头破血流(8)。之后不久，被革除教职，把他的名字从《Quid》年鉴辞典中删除，还遭到罚款，冻结银行账户，搜家。他到外地旅行时，在许多国家遭到拒绝入境或被捕驱逐出境。2005年，福里松被判缓刑三个月(根据法国1990年通过的Gayssot法)。著名美国学者乔姆斯基曾为福里松辩护，英国的罗伯特·约翰(R. John)甚至将福里松比作新时代的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