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过来看，台湾美术与中原文化传统的断裂为新艺术的诞生提供了条件，许多台湾艺术家对这一点坚信不疑。台湾美术的特殊性正在于此。解读这一特殊性不仅是认识台湾美术的根本性课题，也是估价其意义的根本所在。台湾美术的独特性格从日据时代就开始酝酿、生长， 随历史情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异状态。它在20世纪90年代的性格表现为两点：一、当代艺术的主流化 ;二、当代艺术的体制化。当代艺术主流化包括创作和思想两个层面。在创作上，西方当代艺术各类形态、方式的横向移植与本土改造渐成大势 ;在意识形态层面，则突出表现为颠覆传统、解中心主义、强化“台湾意识”、去中国化和社会批判意识的盛行。体制化方面的情境具有浓厚的讽刺意味：以反体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的当代艺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却被官方体制所收编，摇身一变成为主流化的创作方式。打着反体制旗帜而兴起的台湾当代艺术，不经意间竟制造出了当代艺术的体制化。
一、前卫精神：开新与立异
20世纪80年代是台湾新一轮的经济发展时期，正值此时，台湾当局宣布政治“解严”，并进行“党务革新”，以期改变内外交困的局面，以此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政治革新”的开展，长期被压抑的社会力量逐渐活跃，对政治权威的否定，各种激进主义的盛行,反政府的社会运动此起彼伏，构成一幅混乱嘈杂的当代社会图景。同时，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诸如环境污染、道德沦丧、交通混乱、色情泛滥、暴力横行等社会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对此，有学者认为 “这些看上去十分典型的后工业文明时代的社会现象，共同造就了台湾‘后现代主义’式的感觉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态度”。〔1〕尽管在学术界，对于后现代主义的理解和阐释的差异较大，但大部分学者都不同程度地承认了后现代性在当代台湾的存在。如果从观念层面来看，后现代性的种种特征在台湾当代艺术中已表现得十分明显，正如倪再沁所说的：“台湾社会是否进入后现代也许还有待争论，但台湾美术已进入后现代应该是可以被接受的。”〔2〕
混杂的、甚至有些奇妙的“东方化”的后现代图景无疑给台湾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新视觉资源，同时，更重要的是，它还使当代艺术家充满了对各种新思想的渴望。一种前所未有的创新立异思想由此蔓延为普遍的社会价值观。这其中，甚至充斥着宗教般的狂热。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台湾当代艺术家对“新”、“异”的追逐带有强烈的饥饿感，以至于台湾批评家汗牛充栋的文章中只剩下两个主题词：“开新”和“立异”。有学者认为，台湾当代艺术的评判标准“既不是传统，也不是现代，而是创‘新’，‘新’成为判断一件艺术品有无价值的最终依据”。〔3〕这种求新的意识不仅在美术界，而且也成为学院教育的主导性思想。只有创新的艺术才能看作是真正的艺术，已成为当代艺术家的共识。总结起来，“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突破政治禁忌，大胆批判政治人物和社会问题;第二，从欧美输入崭新的艺术主张和思想，完全颠覆传统艺术的思想观念。第三，摒弃长久以来的“艺术为政治”的观念，开始关注人自身包括人性与生活环境问题。在创作上把个人内在精神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把历史、神话中的传统精神与现实的文化、政治相对照，以此达到宣泄个人情感、反思社会现实、讥讽政治弊端的目的。即如梅丁衍所言，当代艺术家要解构 “政治英雄的圣像”和“具有历史或政治图腾意义的建筑地标”〔4〕，其作品《哀敦坻悌》就是以充满政治意味的装置手法，模拟政治场景，以荒谬的手法戏谑政治人物，对台湾的政治意识高于一切，甚至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导思想的现状进行大胆批判。开新其实是一个思潮的推动过程，它促使台湾当代美术在精神层面上的转型。同时，创新与极端个人主义的批评标准，还导致学院权威的崩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还包括对现行艺术体制的挑战。
立异表达了这样一种价值态度：一切异于传统的样式、手法都将以“新”的名义获得社会和艺术的合法性。这种观点很快酿成一种流行的社会思潮，并在实践领域结出硕果：诸如新写实绘画、新抽象艺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行为艺术、地景艺术、女性主义艺术等等，突破了欧美艺术史特有的逻辑关系，以一种反艺术秩序的方式在岛内拥挤成一团，造成台湾当代艺术的极度繁荣。作品创作方式的立异，与思想的开新是一致的，即突破政治禁忌，批判社会问题，倡导新的风潮，这一点在侯俊明的作品中经常见到。他往往以两性身体作为创作载体，对社会现象作道德的批判，《搜神(九)—哪吒》虽标示为“哪吒传”，但文字内容记载的并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三太子”故事，而是假借哪吒叛逆的形象，来谴责少妇堕胎的行为。
从求新求变的角度来看，台湾当代艺术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在唯新是好的潮流中，台湾几乎成为欧美当代艺术最大的舶来品码头。举凡流行岛内的各种当代艺术，无不从欧美贩卖而来，只要是新的形式抑或思潮，必有艺术家去利用。对新奇的迷恋，让许多台湾当代艺术家完全放弃了对当代艺术意义的追问，至于新奇的思潮和形式是否适用于台湾本土，却无人关心。一个有趣的现象由此而生：台湾当代艺术家的创作数量、规模和种类已经超出了大陆当代艺术，如果说大陆当代艺术正朝着多元化发展的话，那么台湾当代艺术就可称作是超多元主义。正如文化学者南方朔所认为的，台湾社会呈现的是“过多元主义”，政治体制内的意见和内容已多得让体制无法承担，“差异”及“差异的凸显”反而成为新的主流，相互批判成为常态。〔5〕
历史地看，以“开新”、“立异”、“差异”作为政治“解严”后的前卫精神不仅是台湾社会和艺术的需求，也是激活一个时代创造力的必要方式。事实上，台湾当代艺术的繁荣以及它对社会政治生活介入所激荡出的各种思想正源于此。但另一方面，超多元主义所导致的“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爽有何不可”的普遍社会心态，也让当代艺术成为各种创新欲望肆无忌惮表演的舞台，这种欲望，连当代艺术标榜的“自我”都难以约束。因而，台湾当代艺术的危机正来自前卫精神本身—过度的创新、立异最终有可能走向自我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