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utz Dammbeck   Nibelungen No.1 图片、综合材料  1986-1988

一 “现代主义”和“战后”

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和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在美国圣塔莫尼卡（Santa Monica）流亡时，在对纳粹死亡集中营的追忆和反思中， 开始发掘出一连串哲学及现代社会学的建构。在1947年的六年后，出版了《辩证的启示》(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这本书的内容包含了暴力、牺牲和镇压等命题，是西方当代史上关于纳粹最无情的启示录。 纳粹主义在这里不仅仅是西方文明进程中原始的、非理性力量的爆发，更是追溯到荷马“奥德修斯时代”的文化合理性的逻辑终点，虽然它略嫌夸张，但是他们的思考全面而充分地引导我们开始了对现代性的“灰暗面”及其隐藏的巨大的破坏性进行思考。

对现代性“灰暗面”的发现，使传统对现代主义的历史观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德国的传统理性主义和他们的政治权利结构因此发生了奇妙，也可以说是剧烈的变化，在本世纪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命题和艺术命题部分正越来越多地被关注。德国当代艺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国家经历了两次军事失败，在近七十年时间中经历四次国家的崩溃，而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更是难以救赎的罪恶——这所有的一切都让我们不能期望德国产生延续性的叙事艺术，或依赖于一个国家的传统发展它稳定的审美情趣，相反，只有破碎、断裂以及理所应当的精神创伤。在视觉艺术上，这种症状表露出他们自有的，各种各样矛盾的艺术实践，从基督教人文主义，林林总总的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抽象和激进的前卫派，德国发展出了足以挑战任何叙事的现代艺术形态和旨趣，呈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特质。甚至，随后国家的统一都未使这种矛盾消弭，反而愈加凸显，充满了神经质的审美和抱怨、暴力、冲突、刺激的情绪。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说，20世纪的德国艺术是焦虑不安的战争创伤的结果。虽然残酷，但必须承认，屠杀和战争影响着艺术家的记忆。表现主义、达达主义以及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1）都是历史命运的受害者，但历史给予了他们艺术灵感的回赠。暴力、愤世嫉俗、玩世不恭，乃至无理性的挑衅十分明显地存在于许多魏玛艺术之中。反过来，“纳粹”艺术则纪念了战争、牺牲和英雄，那些所谓的英雄形象在今天看来已经成为对暴力的讽刺，以及命运清算的象征。破坏的阴影由雅利安民族纳粹幻想构成，如安塞姆·基弗在他的绘画《您的金发，玛格丽特，1981年》中把诗人保尔·策兰（Paul Celan）的诗《死亡赋格曲》（Death Fugue，1948年）翻译成视觉图像。反过来，流亡的创伤以及孤独感和经济匮乏，可能使文学比视觉艺术具有更强烈的表达力度。多年来，西德文化确立了冷淡和自我正直的态度特征，如对待流亡的托马斯·曼（Thomas Mann）或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oblin）（2）。德国艺术在“二战”结束后主要分成两大阵营，1990年代后，东西方对立的硝烟味已经减弱，而德国当代艺术却释放出了强劲的爆发力。

二 “冷战”的对立

在“冷战”时期，通过1955年 和1959年的两次文献展，德国乃至西方艺术界重新对现代主义和抽象主义进行了学术梳理，它帮助西德文化超越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形象，重建与国际文化建立了联系，这或许可以说是德国重建现代主义的努力。在当时，抽象主义仍然被主流拒绝，且面临着僵硬的天主教权的反对，他们视所有的现代艺术为虚无主义和反人文主义。而在东德，当政者谴责一切现代主义是颓废、虚无的资产阶级艺术，来自前苏联的“铁幕”文化成为艺术的主旋律，两德之间集中、典型地凸显出了东西方冷战的意识形态冲突。

如果说西德是拥抱抽象主义而步入国际艺术舞台，那么东德的国际主义则是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而融于整个东欧大家庭。当时具有影响力的乔治·卢卡奇（Lukacsian）坚持现实主义反，对纳粹形象，但他教条地反对任何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证明了他的理论是一种束缚，而不能激发艺术。相比之下，1950年西德的抽象主义为德国当代艺术带来了希望，正是鲍迈斯特·奈（Baumeister Nay）把阴沉、黑暗作为主色调为德国抽象主义开启了自由和实验的先河。抽象主义不可能以抽象的语言形态对历史进行心理叙事，当然不能积极面对历史，更因此它很快就形式化、僵化了。对东德的艺术家而言，在1950年代不得不面对严格的审查，如维利·西特（Willi sitte）、梅茨克斯（Harald Metzkes ）等，尽管努力抗争，试图游离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囿限，但他们的整体气质离现代主义还是存在很大的距离。东德艺术记录和还原了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同时对抽象和写实、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和尝试，这种潮流贯穿了整个1950年代。

对大屠杀的正面反思的出现在两德艺术中是非常重要的。对德国当代文化而言，对纳粹历史和大屠杀的记忆是无法摆脱的，但以怎样的情感和形式来表达这种沉重的历史记忆——这决定了德国当代艺术的性质和内容。实际上，德国在战后一段时间中，大屠杀这个历史问题一直是敏感而含混的——直到1979年美国电视系列剧《大屠杀》的播映才真正迫使人们睁开眼睛。但此时还没有广泛的"大屠杀"概念认可，直到后来，德国战后将蓄意谋杀欧洲犹太人的内幕公布于众，至那时才真正把集中营和纽伦堡审判呈现给公众。于是，西德文化便与大屠杀、暴力、冲突等现代灰色命题写下了难于磨灭的联系，并成为当代人文艺术持续关注的焦点。

1968年以后，“大屠杀”成为一个严肃的政治文化讨论课题，引来诸多学者、艺术家、作家深入研究，如在1990年代末之前，W·G·泽巴尔德（Ｗ.G. Sebald）出版的《毁灭自然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Destruction ，1999年)。与此同时，第二个讨论课题则是对大屠杀遗忘的研究，而“二战”后期盟军对德国城市的大轰炸也成为一个历史课题，这是战争留给德国的创伤，创伤与罪责是德国全面反思的历史命题，受害者与犯罪者的辩证关系持续地拷问着德国人，刺激和促发了德国的当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