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高更的焦虑曾给身处20世纪80年代思想状况的艺术家带来影响，而今天当我们面对这样的问题，似乎已经能够给予无视或不予回答。

熟悉艺术的人对这句曾深深影响了张晓刚等艺术家的问话再熟悉不过，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或许正是带着这样的问题和对艺术的理想，大批的年轻艺术工作者和诗人们聚集在北京郊外的圆明园周围，形成中国第一个著名的当代艺术聚居地——“圆明园”艺术村，他们游离在北京周围用身心与实践来回答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并被赋予自己独特的身份——“盲流艺术家”。当然，他们或许也在不知不觉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自由。谈起“圆明园”艺术村就像谈起今天的宋庄一样，栗宪庭这个名字谁也绕不过去。在“圆明园”时期，这位《中国美术报》（1990年1月1日停刊）的编辑“将无私的献身精神、激进的艺术思想和乌托邦的友情融为一体，对美术界的前卫艺术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⑴让那段历史像少女一般拥有完美青春的人们所拥有的或许仅仅是理想两个字。但这简单的两个字已经足够。

我们还有理想吗？或许我们应该先区别什么是理想。

执政党的宣传无可置疑地可以被定义为伟大——这是一个无比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简单的是，执政党在执政的那一刻便拥有了操纵国家资源的权利；复杂的，则是他们在掌握国家资源基础上的所作所为。而更为简单的是，每一次的“国家宣传”都拥有无比的合法性——国家政策。苏霍姆斯基提醒人们：“十分重要的是，关于祖国的豪言壮语和崇高理想在我们学生的意识中不要变成响亮的然而是空洞的辞藻，不要使它们由于一再重复而变得黯然失色、平淡无奇。让孩子们不要去空谈崇高的理想，让这些理想存在于幼小心灵的热情激荡之中，存在于激奋的情感和行动之中，存在于爱和恨、忠诚和不妥协的精神之中。”而最为可怕的是，这种关于祖国的豪言壮语和崇高理想在有效地持久之后，慢慢地成为所谓的“民族精神”。现代人似乎已懒得去深究“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什么？”这样有意义却无效的问题，似乎我们已经不需要潜意识的共有的精神基础，取而代之的是动物性的简单分类。当这种强迫性的崇高理想变为客观存在，人们似乎要与被玷污了的“理想”一词做彻底的决裂，甚而“理想”一词已经成为了国家崇高理想的代名词。和平时期似乎早已不需要“治国平天下”，需要的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

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纳粹德国和日本用对外扩张作为手段消解国内问题，这虽然很好地解决了国内的内部矛盾，但在历史面前，那些做法不仅仅是错误这么简单。除此之外，发展经济，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恒久不变的硬道理。历来强调“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的中国也开始了新的尝试。1990年12月上海股市开业，1991年7月深圳股市挂牌，股民激情万丈，股市有风险但在热力四射的金钱诱惑面前人人发了疯，股民被股市套牢的不仅是那点小钱，而是他们全部的无限欲望。在1992年，“这一年的每一种时尚几乎都可圈可点。当年‘上岸’的弄潮儿晒干了裤腿以后又下海了，越来越忙的人们丢下一句‘有事Call我’就不见了。孤独的乡村教师重新翻出了当年的大学课本，‘考研’不是为了深造而是提高身价好去南方发展。带着大包现金去南方做买卖的商人们一到晚上就要去‘洗头’。繁荣未必就‘娼’盛，但‘小蜜’们在这一年明白了一个致富道理，跟着钞票走，紧拉着老板的手，老板的另一只手也没闲着，紧紧攥着的是重达将近1公斤的‘大哥大’。”⑵从此之后人们将崇高的国家理想抛到了脑后，并有了新的理想——钱，而此后再谈理想不免被人耻笑：理想值几个钱？

和平时期的普世价值依然难以追逐，当价值观发生集体性扭曲，似乎已没有必要再谈理想，匆忙的街上，人们相视而笑，沉默的背后是一种嘲笑与自嘲——“我还不知道你？”

我们还有理想吗？或许我们应该先检查一下我们的理想萎缩了多少。

近些年，“中产阶级”一词不断的跳入人们的视野，国际化了的中国富人们开始试图为自己争取更高层的社会地位，用“中产阶级”这个新词汇取代“暴发户”的粗俗，只是这种“上流化”过程的第一步。词语是有魔力的，“暴发户”们由最初被羡慕的对象便变成后来被鄙视的代名词，也成了低俗，没文化的代言。而事实上，没有哪些获得财富的阶层会满足这一称呼。这在法国的资产阶级那里可以找到先例，被称为迂腐的法国贵族阶级被代表新发展的资产阶级推翻之后，法国资产阶级突然发现自己除了在财富上超越了贵族阶级之后，其他方面都远远不如后者，尤其是文化和社会责任方面。“附庸风雅”随之在法国兴起，除了开始文化上的投资与艺术上的收藏之外，资产阶级开始讲究自己的用餐方式和欣赏音乐的能力，事实上是在向他们的敌人靠拢。历史总是相似的，中国的“资产阶级”们不久前也开始了他们的“讲究”，在金钱堆砌的豪车、场面、奢侈、富二代之外，他们开始学习高尔夫、收藏、音乐欣赏。对比法国，这就是“社会发展的过程”，但我们在向谁学习？国际化下的接轨除了我们自定义单方选择还有什么？除了“抄袭”，或许更多要学的应该是在道德底线和普世价值之上的创造。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艺术界受到两股春风的“吹拂”：现代主义和市场经济，直到80年代末，今天中国的著名当代艺术家们或言拍卖明星们依然过着惨不忍睹的日子，买不起颜料，买不起画布，不断地覆盖自己的旧作，阴暗的房间里潜藏着无限的梦，现代主义告诉了他们什么是自己。然而与他们不同心态的艺术家敏感的嗅到了市场经济的利益，放弃绘画从事广告、设计等行业并迅速改善生活的人比比皆是。而面对今天的艺术市场，那些“先知”的后悔者也比比皆是。

被长期“弱化”的个体，开始了个体的解放，当“通过合法途径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发布之后，嗅觉敏锐的生意人马上便“下海”，“弱化”的个体不再弱，主体意识迅速增强，不自觉中，以自己的努力不断的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社会主义的发展，而在理想方面，大家迅速走向“终极价值”论的漩涡，一夜之间，“不管白猫黑猫，抓得到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传遍天下。理想？理想值几个钱？

我们还有理想吗？或许是我们丢掉了我们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