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艺术在全球视野中崛起,几乎成了不争的事实。与欧美一些艺术中心城市和老牌的国际艺术展会相比较,北京、上海等地的中国艺术现场属于新兴国际舞台。但是,就中国艺术而言,欧美展场毕竟是客场,难以充分实现自身价值。中国国内的现场才是主场。
中国作为当代中国艺术的主场,其实先天条件并不优越。上世纪末,当代艺术在中国社会几乎还是一种意识形态屏蔽下的地下艺术。但是,2000年以来,随着当代艺术展览不断冲撞社会公共视野,当代艺术才逐渐获得公开、合法的文化身份。随之而来,居然是当代艺术在中国主场的茁壮成长,以及始于2005年的勃兴和爆炸性增长。
先前,在客场语境中,艺术家对中国身份的自我焦虑几乎变成一种无意识控制,使其创作不得不与外部需求和外部口味作所谓的“国际接轨”。作为国际艺术消费餐桌上的一道文化春卷,当代中国艺术往往跟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异国情调等等因素密不可分。2005年后,中国艺术又被异化为投资对象、市场泡沫或票房毒药。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缩写为CCA)这个词组在全球的流行就是一个问题,这个词组对应的中文是“中国当代艺术”。但这个CCA的概念,它在国外客场的看法和在中国本地主场的看法有巨大的差别。在国内的语境中,中国当代艺术被认为是一个很正常的词汇。它可以被用来描述、覆盖多种含义。最大的公约数就是描述当代中国的艺术现状。它既可以是当下艺术的总量,又可以是极具现在进行时特征的艺术。它还被用来聚焦一些比较实验、比较前沿的艺术现象。中国当代艺术这个概念虽然有各种解释和定义,但是它在国内认知和解释重复率比较高,而且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互相覆盖的特点。但是在欧洲,或者在美国,人们一用Chinese Contemporary Art一词,马上就特别奇怪地跟那些中国热、艺术泡沫市场、艺术中流行的中国元素有关系。这实际上是跟欧美从1980年代起举办、接受一些中国艺术展览时惯常掺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思维有关。那些一水儿红色封面的画册、镶嵌CHINA字样的展览主题,形成了一种针对当代中国艺术的固定视角。许多欧美人甚至只把中国艺术当作反射中国政治现状的一面镜子、或解读中国社会的一把钥匙。说是有色眼镜也好,说是偏见、口味也好,总之CCA成了一种欧美与当代中国价值观外交的产物。CCA这个外在的概念,曾经给中国艺术家的创作和国际交流带来种种围绕中国身份的阵痛和焦虑。近二十年来,在欧美艺术圈的诸多国际艺术现场,中国艺术在跟老外进行客场交流时,CCA有色眼镜往往先入为主,影响所及,中国艺术家容易被想象、被设定,或被动地产生一种曲意迎合、对号入座的心态。
好在,当下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正在走出CCA概念的怪圈。中国本土的艺术现场也逐渐被艺术家认同为自身创作、展出、交流、生效的主场。近几年来,艺术家的作品强调个性化,个人意识和语言取代了集体意识和社会性叙事,其视觉元素和表述方式有了诸多新的特点。单看作品,观众已难以判断艺术家的国籍、年龄等身份特征。究其原因,有二:其一,艺术家的中国身份焦虑逐渐淡化和消失。中国艺术家的视野豁然广阔,不但自由讨论全球问题,也会深度切入欧美话题。他们关注和追究的人性问题,更具有普世价值和意义。打中国牌往往成了艺术家不自信、不成熟的表现。其二,艺术家的状态让人没法给他做年龄段的归类和划分。实验、创新不分先后,在许多作品现场,人们看不出艺术家到底是60后、还是70后;更看不出作品对于哪一个年代的集体记忆、意义和使命有一个承担。
从当下艺术创作的表象看,主场的动力一是来自野蛮生长,二是来自体制化惯性,三是来自开放性成长。但究其实质,主场的动力来自一种当代艺术在中国的文化自觉,一种文化主体性的自我建构。
当代中国艺术的主场境遇也不尽理想。艺术家职业化的努力其实是决绝于旧有体制,先于圆明园、后到宋庄“落草”的艺术家们分明是一个个自我雇佣者的生存群落,甚至连自由栖居的权利有时也会被政治权力话语或城市化运动所干预。好在丛林原则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极限磨练,激发了艺术家的求生、甚至求发展的能力。野蛮生长无疑是所有体制外艺术家的生存秘笈。野蛮生长使艺术家历练出不拘一格的本领和一种善于打破各种条条框框的成长经验。
时至今日,野蛮生长成为当代艺术在中国发展的某种硬道理。缺乏官方政策和资本的推动,缺乏主流社会的认同、反馈和滋润,缺乏基金会制度的后援,当代艺术还是在中国大陆几大中心城市极为顽强地存活下来了,并在798等一些创意产业区域兴旺起来。当代艺术还在艺术市场和社会流行文化层面确立了一定的正统地位以及价值标准。海外包抄本土、都市影响外省和乡村,中国艺术家的生存机智和曲线战略,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当代艺术的社会神话。山寨式的野蛮生长,是艺术家在中国主场寻找生存空间和精神家园的原始动力。
当代艺术在中国的体制创新和体制更新,其实也是一种体制化惯性。新世纪以来,艺术体制的健全、艺术生态环境的完善早已成为当下中国艺术自我建构的基本方向。体制虽常掺有惰性,却能巩固根基,盘活社会资源,解放艺术生产力。因此,没有主场体制建设的动力,当代艺术就难以构成引领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更难以营造绵绵不断的增长势头。
开放性成长是当代艺术在中国新的国际语境,也是推动主场建设的动力源之一。中国主场无疑也是国际主要艺术现场之一,被赋予、被代表、被希望,便是主场情结在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社会中不断滋长的必然结果。中国主场的开放既是对国际艺术社会的开放,也是对未来的开放。
从实践角度来看,中国的艺术家虚拟了一个当代艺术的自身界限,即一种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边界。中国当代艺术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艺术家在个体性层面、空间层面、观看制度层面、方法论层面、价值观层面等等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难以回避的问题。中国艺术家试图介入、并解决这些问题的努力,使他们的实验现场成为整个全球当代艺术实践一个重要而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国艺术家所面对的前沿问题其实就是全球的问题、就是人性自身的问题。但是,艺术家针对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虚拟情结,却凸现出一种当代性的追究。即,有没有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元问题?有没有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前沿问题?伴随着诘问和各式回应,中国当代艺术建构自身价值的理性努力,在切切实实的当代性积累中透析、凝聚为一种深具文化自信的主场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