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哲学是一种什么关系？应该说是一对孪生兄弟的关系。柏拉图早就说过：“哲学起源于惊讶！”艺术又未尝不是同一个起源呢！所以，它们在本质上属于一宗，同出一辙。但艺术与哲学虽然都是起源于惊讶，可对于惊讶的表述方式却是各有千秋，有时是分离的，而有时又是粘连的。所以，我更愿意把它们比喻成是婚姻的前奏——相互爱慕的关系。于是，这也就有了我这个文章的标题——幽会。

幽会，为什么不多不少刚好是3次，而不是更多或者更少？这，完全是针对中国的语境而言的。西方人不太喜欢这种缠绵悱恻的幽会，爱恨基本都写在脸上。所以，艺术与哲学相遇以后，一如他们的婚姻，相好但又彼此不相干涉，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当然，中世纪是一个特例，因为人间有了神权这个家长，哲学和艺术都得唯命是从。不过，随着文艺复兴的重新发现，西方的艺术与哲学又复归到了原位，彼此互补，相辅相成。只是因为后来人们迫切需要更深地认识自我，所以，哲学又一度带球越位，成了解释世界的先锋。黑格尔就曾由他的哲学思想生发，表述过“艺术死亡”论。但那依据的还是一个古典哲学的标准，即柏拉图的理想国传统。柏拉图给自己设定了一个哲学统治的理想王国，前提是他认为哲学发现了理念，而理念就是世界的本源。因此，在他的理想国里，艺术是被贬低的。因为现实世界是理念的影子，而艺术对现实的模仿，只能是影子的影子。黑格尔虽然没有进入柏拉图的那个理想国，但却继承了那个理想国的衣钵。他的“艺术死亡”论，就是由那个观念推导出的结论，即哲学是一切审美的标准。之所以艺术会死亡，是因为一个新的市民社会产生了，而市民社会以“偏重理智”的总体趋向对艺术加以禁锢，使艺术难以煽动起想象的翅膀。所以，艺术要向哲学回归，借用他的话说，那是因为“思考和反省已经比美的艺术飞得更高了”(1)。

表面上看，黑格尔和柏拉图的世界已经大相径庭，但实际上仍是在一个王国里运转。那个王国就是由不变的理念支撑起来的王国，只不过黑格尔把它变成了对近代社会的一种反思，而反思的冲动仍然是为了捍卫先前的王国。那么，近代以后，社会发展真有黑格尔说得那么糟糕吗？答案也许恰恰相反。虽然市民社会的出现动摇了那块神圣的基石，但也不断带来了对人、对历史的新发现。这些新发现不仅诱发了艺术家的创造，也启迪了哲学家用艺术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哲学传统。丹纳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的《艺术哲学》就提供了一种用图像思维，而不是凭借史料去认识事物的新方法。尽管丹纳的这些发现成果被后人所陆续推翻，但是他那发现的视角却越过知识的屏障，犹如艺术的感动触及了更多后人。当代哲学，一如福柯的文化考古学，就借鉴了这样一双发现的眼睛。事实证明，现当代以后，艺术与哲学不是分道扬镳了，而是和好如初，回到了相辅相成的起点。只不过彼此的影响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即艺术对哲学的启迪主要集中在感觉的发现上，而哲学对艺术的影响则在于理性的研究方法。这样，也就既实现了艺术与哲学在创造力上的歃血为盟，而又在行动方式上保持着相互的独立自主。

中国人没有西方那种干净利落的婚姻关系，调情的过程似乎更投中国人的意愿。所以，艺术与哲学的关系要比西方暧昧许多。但尽管两者的关系很暧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欢时刻还是有的。这就回到了我前面提出的3次幽会。当然，实际的幽会并不止3次，只不过对于我而言，认为这3次是最为关键的3次，或者说是真正情投意合涉及到谈婚论嫁的3次。那么，这3次又是哪3次呢？第一次始于南北朝，即宗炳提出“山水以形媚道”的思想，从此为“文人画”奠定下一个理论的基础，与儒释道精神紧密相连了起来；第二次是在“五四”前后，即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由此将审美活动纳入到新文化的改造中，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开化；再有第3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即由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丛”引发的一场读书热，使艺术家沉溺于西方哲学中获得了现代启蒙思想的精神资源。下面我就来说说这3次幽会的一些具体情形：

关于中国绘画的起源，历来有很多假设，一说始于庖牺（见《周易系传》）；一说始于史皇（见李善注《文选》）；再一说是史皇、苍颉共同肇始（见《历代名画记》）。不过，这些都是传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而依艺术史家巫鸿先生的考证，应该是起源于礼仪，即从拜天、祭祖中衍生出来，继而才渗透到日常生活，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情感的视觉和物质形式(2)。但无论是过去的传说还是现在巫鸿的考据，那时候的绘画和雕塑都是没有作者的艺术，也就是说艺术在中国的上古时期主要是依附于“礼器”，并不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中国的艺术从各种礼器的附属中走向独立，应该说是与传统哲学恋爱之后，其中宗炳的《画山水序》，形象一点说就是一个媒人。正是宗炳在他的《画山水序》中首次提出“圣人含道映物”“山水以形媚道”的思想，才使得中国的美术不仅从礼器中分离了出来，而且也告别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衍生出一种独立的“文人画”形态，与传统知识分子的价值认同与道德信仰，即儒释道精神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当然不能以现在的哲学理论去衡量传统的儒释道精神，但如果我们从哲学即道路的词根意义上去理解，那么，就能够明白儒释道其实就是中国传统的哲学。这个哲学是以“质性自然”为本，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即所谓“天人合一”的融会贯通，并不提倡社会竞争，更不看好现实社会的争名夺利。所以，这才有了阮籍、嵇康等魏晋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论，也就有了稍后不久左思在他的《招隐》一文中发出的“山水有清音”之说。因为自然就是宇宙天地的化身，而山水则是这个化身的具体迹象。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文人画”为什么会在宗炳之后那么眷恋于山水了。因为那是他们人生哲学的超高境界，同时也可以作为他们现实失落后的一条无尽退路。我不知道这种哲学思想是否就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原因之一，但过去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这样的一个精神传统中，往往忽略对现实世界的关心与救治，倒是一个客观事实。

艺术与哲学在中国的第一次幽会，结局令人失落。不过，问题并非出在幽会的对象，而是因为近代以后有了西方这个第三者的强行插足。事实上，西方哲学与艺术的发展也出现过这种“第三者现象”，只不过那个第三者是所谓神性的插足，即上帝赐给了人间一脚。正是这一脚，踢出了第一推动力，使牛顿的世界从静止走向了运动，也使西方的哲学与艺术有了一个形而上的精神标杆。而近代中国遭遇的第三者插足，是形而下的，抑或是从被动挨打开始。正是这种被动挨打，使中国知识分子感受到了西方这个第三者的强大威力。于是，反思自己的价值漏洞，并从西学中寻找补救的办法，便成了洋务派到维新派直至革命派振兴中国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