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当代艺术”要回到中国的精神现实及其他自身的形式

中国“当代艺术”继续推进，它的主要指标是语言主题和形式的创造力两个方面，找到当代艺术的新的方向和思想原则非常重要。

在一个大的方向上，过去30年的当代艺术可以概括为“用西方的语言方式来表达中国的成长经验”。后面的10年，应该是“用中国的方式表达中国的精神现实中存在的某种普遍的深刻性”。

当代艺术完全纳入西方的体系，或者单纯回到传统，都是没有出路的。经过鸦片战争，中国已经是一个中西混合形态，在语言上、建筑上、价值观上、趣味上，都不可能再拆开。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不可能将西方和中国以及一些似是而非的过渡形态拆分清楚，再重新从传统出发。

从传统重新出发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从中国的文言文或者绘画语言去看待西方的现代思想、现代的机器时代的经验以及现代生活，在晚清民初的严复、曾纪泽、黄遵宪以及丰子恺还有可能。过去十几年，一些艺术家像展望等人试图重新从传统出发，这基本上不可能，因为不可能再回到一种传统的纯化状态。

当代艺术要回到中国的精神现实及其他自身的形式，这涉及到两个方面：

（一）现代性、现实性和超越性

任何艺术首先要表达这个时代个人所处的精神现实，当代艺术在过去20年主要是表达某种现实，而不是精神现实，比如很多表现底层社会的摄影或者民间记录片，只是记录社会的生存形态，人民的精神所处的总体性没有表现。即使表现了精神现实，比如消费主义、卡通一代，只是精神现实的某一个侧面，没有触及总体性；有些触及了现实精神的某些真实性，比如泼皮和玩世不恭，表达对现实的反讽态度，但不具有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性。

现代性：在19世纪末，西方进入了现代性的第二阶段，即从反抗皇权专制主义到批判资本主义的精神虚无主义。尼采等人在19世纪批判了欧洲的市场现代性。尼采在《查拉图是特拉如是说》表述了这样一种思想：在市场资本主义之后，民主使大众庸俗化，中产阶级物质社会则使个人精神虚无主义。

而在19世纪同期的晚清，市场资本主义还未在中国展开，现代性的主要任务是革命者与皇权政治争夺空间，最后决战的是在“刑场”，就是革命者被杀头。所以中国的现代性发生的精神现实是“刑场”的现代性，与尼采的市场现代性相比，中国的现代性的核心是反抗专制主义。

19世纪中西的现代性仍然是在一个全球性的现代性框架内，即通过帝国主义政治和海外的殖民市场，将中国纳入了这样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接受导致了一种民族主义的现代性形态，比如像西方借用一套临时性的思想和语言体系，包括艺术语言，比用于对现代社会的思考，对机器时代和现代生活的表达。中国没有时间从自身的体系向现代转化。

现实性：中国的现实已经是一个的混合形态，这个形态源自晚清以后形成的半殖民主义临时形态，要从这个高度混合的状态中重新独立出一个中国形态，可能性不大。比如中国近代使用延续下来的语汇体系，有时同一个词语表述的是中西哲学和宗教两个意义，如“灵魂”“自然”。在中国传统中，“灵”和“魂”是分开用的，结合成“灵魂”的使用还是19世纪基督教进入中国以后。“自然”在西方哲学和风景画中，是指站在人的对面的客体，在道家哲学和山水画中，人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中国的政治现实也还未完全走出现代性，目前中国的精神现实是“‘刑场’的现代性”还未退出，市场的现代性已经到来”，在过去10年的当代艺术中，尤其是70后一代，认为政治已经退出了，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政治实际上从未退出过，只是直接影响个人的资本和消费，而政治有一部分是在操控资本和消费的，但资本和消费也有一半具有自身的力量，政治在某种程度上也得跟随这种力量逻辑。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政治和消费政治同时并存，这是中国当代艺术所生存的结构。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承受着更深刻的精神“炼狱”，每一个有良知、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都在这个场域中感到灵魂的挣扎和痛苦。这实际上为中国当代艺术提供了史无前例的精神机遇，如果当代艺术不能表现这种现代性和现实性的交错产生的痛苦和深刻，当代艺术就是一种逃避主义或将前卫游戏化的商业主义。

超越性：当代艺术在90年代以来，也表现了某种社会和政治态度，比如泼皮、玩世不恭、做出各种形象扭曲的“小丑化”或“怪诞化”的姿态，但这总体上还是属于一种新犬儒主义，缺乏真正独立的精神超越性和美学力量。中国的精神现实仍然要求一种精神上的“庄严性”和“神圣性”，在西方当代艺术中也不断有新的例子，如里希特、博伊斯。在语言上，中国文人画曾经有过“超逸”的超越现实的形式领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的游戏和讽刺以及政治态度的“玩世不恭化”，都是不足以代表真正的中国的未来精神。

中国“当代艺术”只有真正面向中国的精神现实，又能在这种现实的维度上反映现代性遗存的特殊的深刻之处，同时又能具有一种庄严和神圣性的超越特征，中国当代艺术才是强大而不辱使命的。

（二）中国的精神现实及其他自身的形式

在语言上，中国“当代艺术”应该抛弃直接形态的西方饼干盒子。真正的语言形式不应该是拿来主义，中国当代艺术对西方语言半模仿半改造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西方的观念艺术框架内填入传统的符号，或者更换传统材料也不会有什么出路，因为经过这一百多年半殖民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彻底渗透，我们对空间、材料、文字观念的基本经验都已经被改造。

当代艺术应该表现中国的精神现实，而语言也应该来自这种精神现实的自身形式。这种自身的形式是说要体现当代中国的空间、身体、心理以及对土地的经验，由于过去15年过度的观念艺术化和符号化，几乎遮蔽了我们对于当代精神现实的视觉形态和精神的外在特征的表现。中国当代艺术只有扎根在中国自身的精神现实及其自身的形式，才会有真正伟大的创造。这不是说回到一种中国性，而是今天的中国现实充满双重性：中国性和全球化、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恰恰是一个能产生普遍意义及其深刻性的语言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