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9年6月15日，由《文艺报》和盛大文学共同主办的“起点四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十多位文学评论家面对四位年轻的网络作家时不禁感慨，新一代网络文学作品与他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学之间，如同隔着一道“巨大的裂谷”。张颐武甚至说，“中国新文学的想象力到70后就终结了。裂谷的这边是中国历史上最新的一代，他们的阅读空间就在网络，就是这些作品，传统文学的生命没有在后一代人得到延续”。由此，文学的结构会有根本性的变化，这种断裂造成的后果就是年轻人写年轻人读，中年人写中年人读。①类似的感慨，近些年在批评界时有所闻，它说出了一种批评的危机——在如何面对新的文学力量崛起这一现实面前，批评界不仅存在审美知识失效的状况，也有因思想贫乏而无力阐释新作品的困境。

这个困境，可能是批评面临的诸多危机中极为内在的危机，它关乎批评的专业精神和专业尊严。但是，批评界的这一危机，在过往的讨论中，往往会被置换成另外一些问题，比如，时代的浮躁，消费主义的盛行，批评道德的沦丧，人情与利益的作用，等等，仿佛只要这些外面的问题解决了，批评的状况就会好转。很少有人愿意去探讨批评作为一种专业的审美和阐释，它所面临的美学和思想上的饥饿。许多时候，批评的疲软是表现在它已无力阐释正在变化的文学世界，也不再肯定一种新的美学价值，而变成了某种理论或思潮的俘虏。翻译过罗杰·法约尔的《批评：方法与历史》一书的译者怀宇先生说：“文学批评在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变成了与航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同样特殊的一种‘科学’领域，……文学批评已经不是向读者介绍好书，或者为社会认定杰作，而是把作品当做验证分析方法和探索新的分析内容的基本素材。”②当文学批评过度依附于一些理论，一味地面对作品自言自语的时候，其实也是批评失去了阐释能力的一种表现，它所对应的正是批评主体的贫乏。我们或可回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虽然批评家也是多依赖西方的理论武器，但他们在应用一种理论时，还是以阐释文学为旨归，像南帆与符号学、吴亮与叙事学、朱大可与西方神学、陈晓明与后现代主义、戴锦华与女性主义、陈思和与民间理论之间的关系，都曾有效地为文学批评开辟新的路径，这和现在过度迷信理论的批评思潮，有着本质的不同。何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批评日益演变成意识形态批评、道德批评、文化批评？正是因为批评家缺乏文学的解释力，以致在谈论文学问题的时候，只能从性别、种族、知识分子、消费文化等角度来谈，惟独不愿从文学立场来观察问题，审美感受的辨析更是成了稀有之物。为此，洪子诚曾质问：“如果文学批评已失去了它的质的规定性，而完全与文化批评、社会问题研究相混同，那么，文学批评是必要的吗？文学批评是否可能？”③文学批评向文化批评转型之后，却失去了解读文学的能力，它的背后，终究掩饰不了批评主体贫乏这一事实。

批评主体的这种空洞和贫乏，是造成批评日益庸俗和无能的根本原因。如果在批评家身上，能重新获得一种美的阐释力和灵魂的感召力，如果在他们的内心能站立起一种有力量的文学价值，并能向公众展示他们雄浑而有光彩的精神存在，时代的潮流算得了什么？人情和利益又算得了什么？批评的尊严并不会从天而降，它必须通过一种专业难度及其有效性的建立而获得。因此，批评主体的自我重建，是批评能否走出歧途的重点所在。“批评也是一种心灵的事业，它挖掘人类精神的内面，同时也关切生命丰富的情状和道德反省的勇气；真正的批评，是用一种生命体会另一种生命，用一个灵魂倾听另一个灵魂。假如抽离了生命的现场，批评只是一种知识生产或概念演绎，只是从批评对象中随意取证以完成对某种理论的膜拜，那它的死亡也就不值得同情了。”④

即便是当下被人热论的批评人格和批评道德的问题，同时关乎批评主体的重建。批评界何以存在着那么多平庸的、言不及义的文字，何以一边审讯别人一边又忙于吹捧那些毫无创造力的作品？一种审美的无能以及批评人格的破产是如何发生的？愤激地将之归结为批评家不够勇敢、不像个战士那样发力批判，或者把利益看作是批评人格溃败的主因，这些都不过是肤浅的看法，它并未触及到批评的内在特性。勇敢的人、敢于在自己的批评中横扫一切的，大有人在，甚至点开任何一个文学网站，都不乏那种把当下的文学贬得一文不值的人，但这样的冒失和意气，对文学和文学批评的自我完善有何益处？批评家作为以理解文学为业的专业人士，如果也仅满足于这种低水平的话语合唱，而无法向公众提供更复杂、更内在的文学感受，那同样是批评的失败。像那些断言文学已死、文学是垃圾的人，都是从一种整体主义的角度去描述一种文学的缺失，这对于解答具体的文学问题其实并无助益，因为真正有效的批评需要有一种诚恳的研究精神，必须阅读文本，才能洞察作家作品的真实局限。作为一个批评家，阐释有时比否定更为重要。而那些文学已死、文学垃圾论之类的言辞，之所以会引起巨大的关注，首先要反思的可能是一些媒体和读者的心理预期，他们总以为那种横扫一切的否定才是批评家的勇气。如果真是这样，“文革”期间早已把所有文学都否定了，新时期我们又何必一切都从头再来？一些人，惟恐别人记不住他的观点，总是想把话说绝，越专断越好，而知识分子读了一堆书，如果不懂什么叫节制、诚恳、知礼，不好好说话，也不懂在自己不知道的事情面前保持沉默，这难道不是另一种悲哀？批评精神的核心并不是比谁更勇敢，而是比谁能够在文学作品面前更能作出令人信服的专业解释。空谈几句口号，抽象地否定中国文学，这并不需要什么勇气，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看到那些有理有据的分析文章。当我们在批判一种话语疲软的状况时，也要警惕一种话语暴力的崛起。

因此，理解批评存在的困境，和理解文学的困境是一致的。要确立文学批评的价值，首先是要确立文学的价值、相信文学的价值。批评精神的基本构成，是关于批评对文学的忠诚守护，对人的复杂性的认知。通过对文学和人的深刻理解，进而出示批评家自身关于世界和人性的个体真理，这依然是批评的核心价值。但在一个文学的精神性正在受到怀疑的时代，引起公众关注的，更多只是文学的消费和文学的丑闻。随着这些关于文学的笑谈的流行，写作也不再是严肃的灵魂冒险，不再捕捉生命力的话语闪电，也不再绘制创造力的隐秘图景，它仿佛是一种剩余的想象，充当生活中可有可无的点缀。面对公众对文学越来越盛大的揶揄和嘲讽，文学批评不仅没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叫人热爱文学，反而因为它的枯燥乏味，成了一些人远离文学的借口。这样一种蔑视文学的逻辑，在以会议、出版社和批评家为核心的图书宣传模式中，更是得到了证实。于是，文学逐渐走向衰败，文学批评也正沦为获取利益的工具。

以阐释、解读文学为基本伦理的文学批评，最终不仅不能唤醒别人对文学这一创造性的精神活动的珍视，还进一步恶化了文学环境，尤其是加剧了公众对文学及其从业者的不信任，这当然是批评的耻辱。另一方面，肆意贬损作家的劳动，含沙射影地攻击写作者的人格，无度地夸大一些毫无新意的作品，跟在网络或报刊后面为一些商业作品起哄，面对优秀作品的审美无能，把批评文章写得枯燥乏味或者人云亦云……所有这些症状，也在表明批评家已经无力肯定文学自身的价值，也不能把文学证明为认识人和世界的另外一种真理，那种个体的、隐秘的、不可替代的真理——人类世界一旦少了这个真理，人类的感受力和想象力就会缺少一个最为重要的容器。没有对文学价值的基本肯定，批评家如何开始自己的阐释工作？他根据什么标准来面对文学说话？

我冒昧揣测，很多文学批评家已不信文学。批评家不相信“真理”掌握在作家手里，不认为作家能够发现某种秘密，墨索里尼，总是有理，批评家也总是有理，社会的理、经济的理、文化的理，独无文学之理；批评活动不过是证明作家们多费一道手续地说出了批评家已知之事，而这常常在总体上构成了一份证据，证明批评家有理由和大家一道蔑视此时的文学，进而隐蔽地蔑视文学本身。⑤

需要恢复对文学本身的信仰。正是有了对文学的信，作家和批评家才有共同的精神背景，也才有对话的基础。从事文学的人却不信文学，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也普遍不爱这个时代——这或许是我们精神世界里最为奇怪的悖论之一了。作家不爱文学，自然也不再把写作当作是心灵的事业，甚至连把技艺活做得精细一些的耐心都丧失了，写作成了一种没有难度的自我表达，或者是面向商业社会的话语表演；批评家不爱文学，面对作品时就不会取谦逊和对话的态度，更不会以自己对文学的敬畏之情来影响那些对文学还怀有热情的人。为何文学这些年多流行黑暗的、绝望的、心狠手辣的写作，因为作家无所信；为何文学批评这些年来最受关注的总是那些夸张、躁狂、横扫一切的文字，也因为批评家无所信。无信则无立，无信也就不能从正面、积极的角度去肯定世界、发现美好。重新确立起对文学的信，其实就是相信这个世界还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而文学也能充分分享这一价值。文学是对世界的发现，而文学批评是对文学真理的发现。发现、肯定、张扬一种价值，这能使文学和文学批评从一种自我贬损的恶性循环中跳脱出来，并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