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必须承认，文学的热闹确实大不如前了，但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灵魂叙事，它并未在当代生活中缺席。文学对于保存人生和情感的丰富性，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如让·斯塔罗宾斯基所说，“文学是‘内在经验’的见证，想象和情感的力量的见证，这种东西是客观的知识所不能掌握的；它是特殊的领域，感情和认识的明显性有权利使‘个人的’真理占有优势。”12认识到这一点，就知道，批评作为阐明文学之特殊意义的一种文体，也是“生命的学问”（牟宗三语）。是生命的学问，就意味着批评应该把文学世界看作是一个生命体，它对作品的解读，也是对这一生命世界的关切，它不仅是在面对“富丽的人性的存在”，也是把一个真实的世界给人，把人心的温暖给人。好的批评，是在和文学、和读者共享同一个生命世界。

这种文学与生命的互证，也是批评之独立价值的象征。批评如果没有学理，没有对材料的掌握和分析，那是一种无知；但如果批评只限于知识和材料，不能握住文学和人生这一条主线，也可能造成一种审美瘫痪。尼采说，历史感和摆脱历史束缚的能力同样重要，说的也是类似的意思。何以这些年关于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越来越热？里面显然包含着对批评学术化和历史化的诉求。因此，一方面，文学史书写大量借鉴文学批评的成果，另一方面，在文学史的权力里，文学批评却由于它的即时性和感受性而大受贬损。很多批评家为了迎合当下这个以文学史书写为正统学术的潮流，都转向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史写作，这本无可厚非。只是，文学作为人生经验的感性表达，学术研究和文学史书写是否能够和它有效对话？当文学成了一种知识记忆，它自然是学术和文学史的研究对象，可那些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以及最新发表和出版的文学作品，它所呈现出来的经验形式和人生面貌，和知识记忆无关，这些现象，这些作品，难道不值得关注？谁来关注？文学批评的当下价值，就体现在对正在发生的文学事实的介入上。

我当然知道，文学批评是最容易过时和衰老的文体，它在今天显得如此寂寥，其实和它这种悲剧性的命运有关。批评家何向阳就曾感叹：“我是选择当代文学作为专业方向的一分子，当时间的大潮向前推进，思想的大潮向后退去之时，我们终是那要被甩掉的部分，终会有一些新的对象被谈论，也终会有一些谈论对象的新的人。这正是一切文字的命运。”13但是，文学批评的意义依然不可忽视，因为它和作家一样，都是当代精神的书写者和见证者。一种活泼的人生，一定要通过一种活泼的阅读来认识，而文学批评就是要提供一种不同于知识生产和材料考据的阅读方式，它告诉我们最新的文学状况，且从不掩饰自己对当下文学和现实的个人看法。从这个角度说，文学批评在学术秩序里的自卑感是虚假的、不必要的。钱穆读诗，常常说，我读一家作品，是要在文学里接触到一个合乎我自己的更高的人生。“我感到苦痛，可是有比我更苦痛的；我遇到困难，可是有比我更困难的。我是这样一个性格，在诗里也总找得到合乎我喜好的而境界更高的性格。我哭，诗中已先代我哭了；我笑，诗中已先代我笑了。读诗是我们人生中一种无穷的安慰。”14这样读诗，就是最好的一种文学批评，因为他在解读文学的同时，也是在领会文学中的人生、情感和智慧。钱穆是以生命的眼光来看一个文学世界，并通过文学来诠释自己的人生。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对文学的感悟，钱穆的那些学术研究，恐怕也不会有这么长久的生命力。他是一个把学问通到了身世、时代的人，所以，他谈中国文学，不是纸上的学问，而多是自己的人生心得。遗憾的是，当下的批评界多师从西方理论，而少有人将钱穆、牟宗三这样能融会贯通的大学者当作批评和做学问的楷模。

因此，真正的批评，不是冷漠的技术分析，而是一种与批评家的主体有关的语言活动。批评家应该是一个在场者，一个有心灵体温的人，一个深邃地理解了作家和作品的对话者，一个有价值信念的人。有了这种对生命脉搏的把握，批评才能在文学世界里作深呼吸，而不是只贩卖术语，或作枯燥的理论说教。米歇尔·福柯说：

我忍不住梦想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不会努力去评判，而是给一部作品、一本书、一个句子、一种思想带来生命；它把火点燃，观察青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在微风中接住海面的泡沫，再把它揉碎。它增加存在的符号，而不是去评判；它召唤这些存在的符号，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也许有时候它也把它们创造出来——那样会更好。下判决的那种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批评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它不应该是穿着红袍的君主。它应该挟着风暴和闪电。15

以一种生命的学问，来理解一种生命的存在，这可能是最为理想的批评。它不反对知识，但不愿被知识所劫持；它不拒绝理性分析，但更看重理解力和想象力，同时秉承“一种穿透性的同情”（文学批评家马塞尔·莱蒙语），倾全灵魂以赴之，目的是经验作者的经验，理解作品中的人生，进而完成批评的使命。

这种批评使命的完成，可以看作是批评活动的精神成人，因为它对应的正是人类精神生活这一大背景。生命、精神、想象力、艺术的深呼吸，这样一些词汇，不仅是在描述批评所呈现的那个有体温的价值世界，它同时也是对应于一种新的批评语言，那种“能迸发出想象的火花”的语言——所谓批评的文体意识，主要就体现在批评语言的优美、准确并充满生命的感悟上，而不是那种新八股文，更不是貌似有学问、其实毫无文采的材料堆砌。而在我看来，当下众多的批评家中，真正注重批评文体和文辞的，只有张新颖、李敬泽、陈晓明、郜元宝、南帆、王尧、王彬彬、耿占春、何向阳等少数一些批评家，多数的人，批评文体的自觉意识还远远不够。而我所梦想的批评，它不仅有智慧和学识，还有优美的表达，更是有见地和激情的生命的学问。只是，由于批评主体在思想上日益单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批评家普遍不读哲学，这可能是思想走向贫乏的重要原因），批评情绪流于愤激，批评语言枯燥乏味，导致现在的批评普遍失去了和生命、智慧遇合的可能性，而日益变得表浅、轻浮，没有精神的内在性，没有分享人类命运的野心，没有创造一种文体意识和话语风度的自觉性，批评这一文学贱民的身份自然也就难以改变。

而我之所以撇开关于文学批评的其他方面，郑重地重申批评家对文学价值的信仰，重申用一种有生命力的语言来理解人类内在的精神生活，并肯定那种以创造力和解释力为内容、以思想和哲学为视野的个体真理的建立作为批评之公正和自由的基石，就是要越过那些外在的迷雾，抵达批评精神的内面。我甚至把这看作是必须长期固守的批评信念。而要探究文学批评的困局，重申这一批评信念，就显得异常重要。所谓“先立其大”，这就是文学批评的“大”，是大问题、大方向——让批评成为个体真理的见证，让批评重获解释生命世界的能力，并能以哲学的眼光理解和感悟存在的秘密，同时，让文学批评家成为对话者、思想家，参与文学世界的建构、分享人类命运的密码、昭示一种人性的存在，这或许是重建批评精神和批评影响力的有效道路。也就是说，要让批评主体——批评家——重新成为一个有内在经验的人，一个“致力于理解人类精神内在性的工作”的人，一个有文体意识的人。批评主体如果无法在信念中行动，无法重铸生命的理解力和思想的解释力，无法在文字中建构起一种美，一些人所热衷谈论的批评道德，也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

这或许是对文学批评的苛求了。但在这样一个文学品质正在沦陷、批评精神正在溃败的时代，继续从事批评的工作，不仅是对自身耐心和良心的考验，甚至还是一种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守护批评的信念，使批评能一直在文学世界里作灵魂冒险的旅行。俄罗斯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在说到自己被迫与什么作斗争时，他的回答是，“与我的洁癖，我精神和肉体的洁癖，病态的和针对任何事物的洁癖。”我在从事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经常想起别尔嘉耶夫这句话。或许，只有那些在精神上有洁癖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优秀的批评家，而一旦精神的纯粹性出了问题，批评的专业自尊也必将受损。而要在批评中挺立起一种精神，并使其重新影响文学和社会，它除了要具备和作家、作品进行专业的对话能力之外，如何回到以文学的方式来理解生命和人性这条批评道路上来，也至关重要。

注释：

    ① 相关报道见田志凌：《网络写作“大神”驾到！当代文学已出现巨大的裂谷》，载《南方都市报》 2009年6月17日B11版。
    ② 罗杰·法约尔：《批评：方法与历史》，怀宇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页。
    ③ 洪子诚：《批评的“立场”断想》，见《文学与历史叙述》，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1页。
    ④ 谢有顺：《文学批评的现状及其可能性》，载《文艺争鸣》2009年2期。
    ⑤ 李敬泽：《伊甸园与垃圾》，载《文艺争鸣》2008年1期。
    ⑥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⑦ 李静：《当此时代，批评何为？》，载《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8期。
    ⑧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页。
    ⑨ 李健吾：《咀华集·咀华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⑩ 李长之：《李长之书评》（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1 程光炜：《文学史的兴起——程光炜自选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3页。
    12 转引自郭宏安：《从阅读到批评》，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262页。
    13 何向阳：《批评的构成》，载《文艺报》2007年7月12日。
    14 钱穆：《谈诗》，见《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124页。
    15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