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张以国的新著《以古为新:晚明的艺术与影响》。全书共251页，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由三篇研究明末清初著名书法家王铎(1593-1652)的论文组成。第二部分为图录，有四十余件明清书画作品的图版和文字介绍。由于图录部分是某拍卖公司的拍卖品或借展作品的介绍，谈不上是学术研究，在此不予讨论。本文仅评论第一部分。

《以古为新》采取了中英对照的形式，这是本书的一个特点。第一部分的三篇论文原本是根据张以国以前的英文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其中两篇基本没有什么改动。只有《王铎与董其昌的风格对立》一篇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这里有必要先对其博士论文作一评介。

张以国的博士论文《王铎线条的意义:〈唐诗卷〉研究》，200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论文以上海博物馆藏王铎作于1646年的草书《唐诗卷》为中心，讨论王铎书法风格的演变。和西方许多关于中国艺术史的学术著作一样，张以国的英文博士论文也为中文人名、原始文献、专有名词提供了中文。数年前我从密歇根博士论文中心购得该文，读后被其粗制滥造所震惊:论文中的错别字、古汉语句读错误极多，引用中文文献时，经常抄错字、加字、漏字，有时甚至把原著的两行并作一行，在把中文文献翻译成英文时出现的众多错误，暴露出作者的中国文化史知识之贫乏和对王铎的生平和交游圈子之生疏，都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以下举例说明。

张以国在博士论文中讨论了王铎书于1650年的一个草书卷，书写内容是一组诗，其中一首诗中有“悔不栖耘斗，翘翘望故山”句。诗中的“耘斗”指的是河南辉县的一座山，王铎曾在那里居住，并留下了不少诗篇，如《耘斗山》、《独宿耘斗山房》、《与千顷述耘斗山同宿处，又思壮游，告秋岳、五弦》、《耘斗山高眺寄秋岳》、《公隆耘斗山舍》等，均收入其诗文集《拟山园选集》。在《投石友、千顷寄于一》这首诗中，王铎还专门注明:“耘斗，山名。”可是张以国在博士论文中竟把“悔不栖耘斗”这句译成:“如天上的一颗星星，或是一只栖息在高巢中的鸟。”(Asastarintheskyorabirdinitshighnest.博士论文，页30)把耘斗山的“斗”当成天上的星斗，“栖”当成巢中栖息的鸟了。其实在1993年出版的《中国书法全集·王铎卷》(刘正成、高文龙编，荣宝斋出版社)中，高文龙先生早已指出耘斗山位于苏门山附近的太行山脉(页638)。张以国研究王铎，怎么会一叶障目，不见“耘斗山”呢?

1625年冬，王铎在与友人的聚会上，当场挥毫。他在落款时这样写道:“天启乙丑孟冬，夜漏二鼓，书时同韩官岑、南思敦、温令恕、余望之。酒后胡塗满纸，葛藤可笑也。”跋是用草书写的，张以国在释读时读错了好几个字，并在断句时把“温”和“令恕”分开，将王铎友人的名字“令恕”误读成“令怒”，译成“令人愤怒”(Itmakespeopleangry)。他又在误读前文的基础上，把余望之译成了“我反复地回来看它”(Irepeatedlycomebacktolookatit.博士论文，页72)。余望之，名俨，浙江嵊县人，是王铎“缔交二十载”的老友，《拟山园选集》中有不少和余望之相关的诗，如《望之过谈留饮》、《芥子庵寻望之》，《为望之吟》、《舟中约望之》、《喜望之联艇三首》等。也就是在这段题跋中，古代用来计时的漏，被张氏理解为雨水漏进屋里(Therainisleakingin)。这可不是一时笔误，因为在博士论文的第79页，“夜漏”再次被翻译成夜里雨水漏进屋中(Nowtherainisleakingin)。

王铎有一位至交彭而述(1605—1665)，字子籛，号禹峰，河南邓州人，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入清后曾任贵州巡抚，和王铎既是老乡，也同为仕清的贰臣，关系很密切。王铎曾有《柬彭禹峰》一诗，原迹现藏台北何创时书法文教基金会。张以国在论文中提到这首诗时，把“柬”误读成“东”，而且把它翻译成EastPengyuPeak(博士论文，页75)，意即“东边的彭禹山峰”，成了一座山峰的名字。彭禹峰在《清史稿》中有传，有诗文集传世。在王铎的《拟山园选集》中，和彭禹峰相关的诗多达二十余首，如《夜同禹峰、五溪饮村中圃》、《云斋、禹峰过舟中话海屿》、《期禹峰、云斋海边卜筑》、《读穰地禹峰崛叶集》、《香岩言禹峰近况》、《舟中柬禹峰》、《同禹峰、云孙饮葵庵总戎席上》等。不仅如此，《拟山园选集》的文集和诗集都有彭禹峰作的序，而且他在序后明明白白地写着:“南阳后学彭而述禹峰具草”。张以国居然不知彭禹峰为何许人也，真是令人吃惊。

余望之和彭禹峰被误读的例子，说明张以国很不熟悉王铎友人的字号别称。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不知道龚奉常即清初著名才子、曾任太常寺少卿的龚鼎孳。(博士论文，页51)不知道秋岳即明末清初著名收藏家曹溶。(博士论文，页59)不知道米仲诏即晚明四大书家之一的米万钟。(张以国以为是宋代书法家米友仁，《以古为新》，页9、29)本来，翻翻关于称谓和室名别号之类的工具书，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究竟张以国是不熟悉这类工具书，还是忙碌到了连查书的时间都没有呢?

晚明书法家黄道周和倪元璐是王铎的好友，三人有时在往返信札中讨论诗歌。比如王铎在给黄道周的信里说:“大作笯鸾囚龙，不区区袭开元、大历之法矣。”这里是说黄道周的诗没有被盛、中唐诗歌所束缚。由于不熟悉文学史，张以国误以为这是讨论书法了。不特此也，张以国在引用这段文字时，把“袭”字错误地抄成了“龚”字，把“不区区袭开元、大历之法”断句为“不区区龚开、元大历之法”，然后译成“(你的书法)不像龚开和元大历的区区之作”(“NotlikethosetriflingworksofGongKai[b.1222]andYuanDali”.《以古为新》，页91)。唐代开元和大历这两个年号，在张以国的笔下，就这样变成了两个人———“龚开”和“元大历”了。中文版改成了“龚开元、大历”，(页77)依然不通。

前面说过，《以古为新》所收论文主要是从张以国的博士论文中搬过来的，只是在讨论王铎和董其昌艺术观念的对立那篇增加了一些新内容。王铎和董其昌的艺术风格确实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张以国的论证过程和论据都很成问题。为了证明王董的对立，张以国写道，“董其昌还批评高克恭(1248-1310)的山水画，而褒扬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而王铎却赞赏并学习高克恭的山水画。(《以古为新》，页15-16，35)但在书中张以国并没有告诉我们董其昌在哪里批评过高克恭。他的这一说法很令人怀疑。因为董其昌不但推崇高克恭的艺术，还声称自己是高克恭的后人。他在1625年的一则题跋中说:“高彦敬尚书(高克恭)载吾松(“我们松江”)《上海志》。元末避兵，子孙世居海上。余曾祖母则尚书之云孙女(第八代孙女)也。”(《容台集》，卷六)在传统中国，孝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道德原则之一，董其昌怎么会、又怎么敢去批评一个令他骄傲的高官祖先呢?况且，高克恭的画风是米家山水，属于董其昌所推崇的南宗画派。

在上引题跋中，董其昌还说:“胜国名手以赵吴兴(赵孟頫)为神品，而云林(倪瓒)以鸥波(赵孟頫)、房山(高克恭)所称许者，或有异同，此繇未见房山真迹耳。余得《太姚村图》，乃高尚书真迹，烟云淡荡，格韵俱超，果非子久(黄公望)、山樵(王蒙)所能梦见也。”可见董其昌对高克恭山水画的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