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王铎和董其昌对立的这一章中，张以国还引用了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王铎书王维诗卷后清人郜焕元的一段跋:“近代书家多推孟津，因訾及华亭，亦犹称诗者，祖竟陵则祧历下也。及观是卷末，即文安自谓华亭云云，似隐然以华亭为重者，后学何得以妄意谬分左右袒也?”(《以古为新》，页8、28)张以国在引用这段题跋时，抄错了四处:一、把作者郜焕元的名字写成了高华远。二、“訾及华亭”抄成“誉及华亭”，意思正好反了。三、“云云”误作“之云”。四、“谬分左右袒”抄成“谬分左右祖”。“左右袒”用的是汉代周勃领兵平定吕氏的典故。仅读中文，我们还看不出张以国在理解郜焕元跋文时犯的错误有多么离奇，恰恰是英文翻译暴露出他的文史知识的贫乏。以下我把张以国的英译再译回中文:“大多数当代书法家都推重王铎(孟津)。他们在推崇王铎的时候也赞美董其昌(华亭)。董其昌擅长诗歌。他的祖先们住在竟陵，他们的墓地聚集在那里。观此卷跋尾，当王铎(文安)提及董其昌，他似乎隐然在挑战董其昌。

作为一个晚辈，王铎为什么会以吹嘘的口吻错误地声称自己是另一个流派的领袖呢?”(Most contemporary calligraphers respect Mengjin[WangDuo].When they compliment Wang they are essentially also praising Huating[DongQichang].Dong was well versed in poetry.His ancestors lived in Jingling and their tombs are gathered there.Looking at the epilogue of this scroll，where Wenan[WangDuo]mentions Huating，it seems to hint at a challenge to Huating.As someone from a young generation，why did Wang so boastfully and mistakenly claim to be the leader of another school?页28)在这里，张以国把“祖竟陵则祧历下”的“祖”释为董其昌的祖宗，把“竟陵”当成了董其昌祖先的居所和墓地所在。可是，董其昌是松江府人氏，祖祖辈辈都居住在上海一带，他的祖先和祖坟怎么会跑到湖北竟陵呢?张以国显然不知道，郜焕元跋中的“竟陵”和“历下”实际上是指明代两个重要的诗歌流派。“隐然以华亭为重”是说王铎隐然推崇董其昌，但被张以国释为“挑战董其昌”，意思正好反了。郜焕元题跋的最后一句批评人们在董其昌和王铎之间妄做好恶的选择，被张以国理解成王铎以吹嘘的口吻声称自己是另一个流派的领袖。

《以古为新》还有不少大大小小的错误，列举一些，从中也可以看出张以国的学术基本功之差和做研究时的草率粗心。如晚清学者段晴川(1812-1893，字春湖，官至内阁学士)曾在王铎的一个草书手卷(现藏河南省博物馆)上先后写过八段题跋，他在题跋后用“春湖”署名，被张以国读成“鲁湖”。(页4)其实在八段题跋的署款后，段晴川钤上了九方他的印章，这些印章既有“段晴川”，也有“春湖”。可张以国居然马虎到了连这几方印章都不读。若是读了并读对了，“春湖”断断不可能成为“鲁湖”。在释读“化寸草为金身观音，洞宾方为现像”这段引文时，张以国错误地断句为“化寸草为金身观音洞，实方为现像”，不但把吕洞宾的“宾”字读成“实”字，还生生地造出了一个“观音洞”(thecaveofGuanyin.页63)。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书法家傅山的斋号“霜红龛”向为研究思想史和书画史的人们所熟知，但在《以古为新》中却成了“霜红翕”，这绝非一时笔误，在英文版里，张以国就把“龛”(kan)读成“翕”(xi)，有拼音为证。(页68)《以古为新》引用了一首王铎寄给好友倪元璐的诗，其中有以下几句:“谏草云门体，诗笥嶀浦祠。汉家曾党锢，庶以慎威仪”。张以国把“嶀浦”错误地抄成“崿浦”，(页72)然后在附注里解释说:“‘云门’可能指的是黄道周率直的个性，演讲口才和生活方式像‘飘过天门的云’。……‘崿浦’则暗示黄道周的别号，他的家乡是‘漳浦’。”(页82)其实，这两句诗是用倪元璐家乡的名胜典故来赞扬倪的书法和诗歌，和黄道周毫不相干。“云门”指的是位于会稽山腹地(今浙江绍兴)的云门寺，相传为王献之旧居，王羲之的七世孙智永曾在此住持，“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也藏于此。嶀浦在会稽郡的剡县(今浙江嵊州)，东晋大诗人谢灵运曾在此游息和垂钓，后世诗人在此题咏甚多。谢灵运出生在离嶀浦不远的上虞，而上虞正是倪元璐的故乡(古代亦隶属会稽郡)，倪元璐有时署款就写“会稽倪元璐”。

“汉家曾党锢”指东汉时期的党锢之祸，是一个很普通的历史典故，经历过晚明激烈党争的王铎以此来抒发对时势的感慨。但张以国把汉代的“汉”当作了“男子汉”的“汉”，草书的“黨”读成了“當”，“锢”成了“顽强”，这句诗就被他解读成“君子应当谨慎地顽强”(Thegentlemanshouldbediscreetlyobstinate.页86)，真是令人绝倒。书中的句读错误也非常多，如第16页有一段48字的引文，错字三个，句读错误三个，平均每八个字有一个错误。如果说古汉语水平低，句读不易，那抄书和抄题跋总不算太难吧。可是偏偏连这最简单的抄书，张以国也不认真对待，错抄漏抄的字比比皆是。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前面说过，此书的一大特色就是中英对照，这着实有点唬人：读不懂中文的西方人读英语时，望汉语而兴叹;不通英语的中文读者，看着那用英文写的论文，艳羡之情油然而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是这个中英对照，让张博士的学术功底和治学态度露了馅。因为，如果没有英译，我们读张以国对“祖竟陵”这段题跋的讨论，只知道他抄错了四个字，把推崇董其昌误解为挑战董其昌，我们万万不会想到他会把“祖竟陵”的“祖”当成了董其昌的祖先，把“竟陵”当成了董其昌祖先的墓地所在地。由于英文版必须有每一句引文的英译，张以国对古文的理解就体现在他的英译中了。这些英文翻译，是张以国古汉语基础差、文史知识贫乏的铁证。

近年来，学术腐败在中国大陆愈演愈烈(《以古为新》虽是在美国完成的毛坯，但正式出炉却在中国)，关心中国学术前途的人们，无不为之担忧。网络上出现的对学术腐败的批评越来越多(但似乎并未起到遏制作用)。与抄袭、弄虚作假等腐败现象携手并进的是粗制滥造。抄袭虽是学术腐败中最为恶劣的行为，但一旦被揭露，通常会受到程度不一的惩罚。而对于粗制滥造，却缺少惩治和遏制的办法。在没有健全的书评和业内评审监督制度的情况下，那些粗制滥造者在纸面上的学术成果显得比认真做学问的人们的成就更为辉煌，更具有欺骗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粗制滥造给中国学术带来的恶果可能比抄袭更为严重。

早在198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就曾刊登《几许天才?几多勤奋?》一文，引用两位名人的话，赞誉张以国为“当代不可多得的年轻学者”，“当代青年书家之翘楚”。整整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天才”如今已是“国际知名学者”，这本“当代不可多得的”中英对照版《以古为新》当然能再次向不明真相的人们证明作者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