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地震当晚，《绵阳晚报》图片部主任杨卫华火速赶往地震重灾区——北川县。由于道路的封堵，直到13日凌晨六点多钟的时候，才到达北川县城。当他想拍一张以老城为背景的照片时，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哭声。 杨卫华立即和同来的几个解放军战士用手刨挖废墟，用劈柴刀砍钢筋——到上午10时左右，一个小男孩被救出来，他浑身是血，左手臂严重骨折，这个年仅三岁的小孩，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郎铮。当时小郎铮很虚弱，紧急处理后，军人们要把他抬走，送到医院。杨卫华此时站在高处，要拍他的照片，一回眸间，看到这个刚经历过如此苦痛过程的孩子，竟向抬着他的军人们敬了个礼。

几天后的5月22日，杨卫华拍摄的这张《生命的敬礼》在上海第九届国际摄影艺术展的评选中获得了纪实类金奖。

那几天，几乎所有的电视都在一遍遍地播放这个场景，几乎所有的网站、报刊都刊发了这张图片。这位被称作“敬礼娃娃”的三岁男孩，感动了整个中国。

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深切地感受到，什么是图像的力量!那段时间，不仅敬礼照片迅速成为社会流行，“敬礼娃娃”、“郎铮”，一下子成为网络热门搜索词。每天的搜索量高峰时达到数万个，而贴吧的留言量也是成千上万。

“为什么一个敬礼，会令国人如此感动？”人们在感动中疑惑。

今天，当在我们论述图像和灾难关系的时候，不得不同时承认，一个有感染力的影像作品在社会动员和社会传播时，所可能具有的巨大能量。

表现抗震救灾的绘画作品中，也有表现“敬礼娃娃”的作品。应该肯定画家的敏感和超常的创作速度，但是，绘画的媒介方式与影像相比，使其在及时性、现场感、传播性方面都受到了限制。

2008年6月20日，在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举办的《“心系汶川”全国美术作品特展》中，上海画家王申生创作的水彩画《感恩》(图2)参加了这个展览。这幅作品几乎是用绘画的方式，将杨卫华的摄影作品《生命的敬礼》复述了一遍。但是，绘画毕竟不是摄影，两相比较，其区别如下：

第一、《生命的敬礼》是现场目击，是直接面对灾难本身，对灾难的记录；而《感恩》的图像资源来自摄影，也就是说，绘画图像的现场只能算是经过了摄影作为中介的“第二手现场”，它只能是对现场的想象，对现场的过滤;所以它是图像的图像，是对摄影图像的“再图像化”的过程。

显然，因为有摄影作品在先，《感恩》就画面的感染力而言，无法与《生命的敬礼》相比，两者的社会传播效果和影响力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种情况是普遍的，对众多没有亲历现场，而又创作了这一题材的画家而言，他们依赖的是影像的图像，同时，过去的经验，曾经有过的“救灾”类图像模式也影响着他们的想象。

第二、《生命的敬礼》，这个题目是描述式的，是对图像主要内容的描述。而《感恩》，这个题目是价值认定式的，是作者对“敬礼”意义的阐释。

也就是说，两相比较，《感恩》由于是图像的再创作，作者主观性的成分会更加突出，作者只有通过加强图像的阐释性的工作，才能弥补它在图像新颖度方面的不足。

具体的图像分析可以说明同一内容两幅图像所存在的主要差异：

1、摄影作品中，围绕郎铮最近的七个军人，除郎铮右手后侧的一个战士露出半个脸面外，其余六人面目均被遮蔽;而绘画作品中围绕郎铮的七个人物中，除最近处一个面孔被右胳膊遮住，其余都不同程度地露出了面孔。这或许就是“原生态”和“画面处理”之间的区别。

显然，摄影中，虽人物面孔遮蔽，但显示出匆忙、急促的感觉，使得现场感很强;而绘画更强调人为构图，显然它不愿意完全停留在画照片上，所以对画面作了处理和设计，这两种不同恰好彰显出了两种视觉媒介的区别。

2、在绘画作品中，最突出的对象是人物，而作为人物背景的废墟、临时担架等等方面都有留白，可能是来不及画完。

据报道，《感恩》这件作品是5月20日全国哀悼日的第二天，上海油雕院组织画家在4天内赶画出来的。绘画由于是人工的，所以，它无论怎样参考照片，它都有很大的选择、取舍的余地。而且，绘画由于需要较长时间的制作，它远远不如摄影那么快捷。而摄影图像由于是机械的，自动成像的，所以，它不仅快，而且它在一个画面中所传导出来的视觉信息是相对完整的。

3、在绘画作品中，出现了一个戴白头盔的人，还有两个战士戴着白口罩，同时，参加救援的军人都背着黄挎包;而在摄影作品中，全部军人没有挎包、没有白口罩，也没有戴白头盔的人。

这一差异似乎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信息，绘画的作者似乎更倾向于将画面纳入到一个更规范、更合理的解释系统中。例如，白头盔可能代表警察，或其它救援队伍，这是为了向观众暗示“全国人民都在参与救灾”;挎包、白口罩则是在救援军人的队伍中，比较标准和普遍的装束，只有更“常见”，才更符合人们对救援部队的想象，也才更有助于暗示救援队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四、由此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按常理，绘画似乎更有利于天马行空的创造性和个性;而摄影由于受媒介的约束，只能选择眼前已有的画面;然而在实际中，在具体“面对灾难”时，绘画由于缺少现场，它只能用和“合理”、“常见”的一般性内容和动作来反映救灾场面;反而，摄影记者因现场的丰富性和个别性使他们有了更多的个人化选择。所以，“现场”让他们获得了自由。

正是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在这次全国各地出现的抗震救灾的画展、雕塑展中，真正有个性，有感染力的作品并不多。许多作品在观念、表现手法上都似曾相识。在图像来源上看，由于他们不在现场，只能根据影像资料凭想象来创作，所以他们的作品容易落入一般化的巢臼。

两种图像方式相比，“艺术”的无奈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