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克拉克将《奥林匹亚》还原到它最初产生时的艺术史情境中，因此，他做出的解释更全面，更具说服力。但是，对于部分女性艺术史家来说，克拉克的解释则是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的阐释方式。因为，克拉克认为，从作品的形式表达上看，尽管马奈在“奥林匹亚”的造型上借鉴了乔尔乔纳、提香作品中维纳斯所保持的侧卧姿式，但“奥林匹亚”左手的姿态明显具有一种意义的所指——“那只手放在阴阜处的手——坚决不遵守裸体常规的方式。这只手不知羞耻地屈曲着，它不成体统，它的样子就像个癞蛤蟆，它不堪入目，它处于挛缩状态。它由此代表了奥林匹亚整个躯体违忤不屈的样子：那只手是不起不饶的象征，是毫不懈怠的表示，是充满飘忽不定之处过去明确肯定的表现，是不因循苟安的迹象，总之是宣称自己为‘非女性’的隐匿的征兆。”

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女性主义浪潮的兴起，一些持女性主义立场的艺术史家不仅对过去艺术史写作中潜藏的男权话语给予了猛烈地抨击，而且要求重新书写艺术史，尤其是书写一部属于女性的艺术史。同时，在一些女性批评家看来，马奈的这张画表现的正是一个男性化视野注视下的“他者”，因为“奥林匹亚”是被看的，被凝视的，在“看”与“被看”的过程中是被动的——这正是持女性主义立场的艺术史家不能容忍的事情。

很显然，在中国当代艺术史的书写中，大部分作品都会面临着如《奥林匹亚》一样的情况。譬如以孟禄丁、张群创作的《在新时代——亚当与夏娃的启示》（1985）为例，用形式主义的方法去阐释，这件作品的特点就是将学院的写实主义与西方超现实主义的图式有机的结合。同时，作品中还出现了大量的图像符号：化身亚当和夏娃的青年男女、苹果、故宫大门、长城，以及背景中敦煌的山崖等。正是从形式的角度入手，我们就可以讨论超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问题。换言之，为什么在“新潮阶段”，中国的青年艺术家如此偏爱、抑或说乐意接受超现实主义？除了因超现实主义的具象表达与中国学院的写实手法容易嫁接外，还有其它深层次的原因吗？显然，按照这种分析方法，形式问题就将转化成文化问题，即艺术家之所以选择超现实主义，还在于，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来表达一种启蒙的文化观念。于是，画面中出现的青年男女、苹果、故宫大门、长城、敦煌山崖等恰恰成为了这种文化观念的载体。一个新的问题随即出现，正是这种通过图像来表达观念的方式，《在新时代》刚好能成为中国当代绘画图像转向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也就是说，这种“图像叙事”的方式既可以上承“伤痕”绘画的文学性叙述，也可以下启“政治波普”对图像的挪用与并置。正是从图像学或符号学的分析方法入手，我们就会发现，这幅作品因图像所承载的观念与“新潮时期”的前卫文化取向是有机契合的，即能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人渴望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文化症候。

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作品中出现的裸体女性形象进行解读，就不难理解当时所引起的争议了。虽然这个裸体形象与“奥林匹亚”仍有本质区别：一个是“神”的化身；一个是巴黎红灯区的高级妓女，但“裸体”仍是她们存在的共性。巴黎公共沙龙展的观众无法接受马奈的画，是因为一个地位卑微、甚至是淫秽的妓女——“奥林匹亚”取代了高贵的维纳斯，占据了画面的中心，成为了作品中唯一的主角。同样，八十年代的中国观众在情感上也无法接受《在新时代》中全裸的女性形象。毕竟，当时中国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由文革所禁锢的思想观念仍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时间过程才能真正地实现思想的解放。如果将其与1979年机场壁画因表现了裸体形象而引起的争论，以及1988年中国首届人体大展所产生的轰动效应联系起来，我们就不难理解，“夏娃”为什么在当时会成为争议的焦点了。

当然，艺术史家可以对一件作品进行全面的分析，做出深入的理论阐释。但是，由于囿于方法论的取向限制，同一件作品完全可以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限于单一的某件作品，对于一个大的艺术思潮来说也是如此。比如，从70年代末的民间美术运动来看，如果从“政治前卫”的角度去书写艺术史，那么，“星星画会”无疑是一个重点。但是，如果从“美学前卫”的思路去构建另一条中国当代艺术史发展的路径的话，那么，“无名画会”， 以及当时北京的油画研究学会就将是无法回避的起点。

谈方法论的差异并不是对“方法”本身给出价值判断，相反，一种方法论的建立取决于批评家、艺术史家在撰写艺术史时所持有的历史观和艺术史书写背后的文化诉求。正如前文所言，艺术史书写中的方法论并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种工具，因为一种新方法论的出现恰恰可以反映出一个特定时期，人们看待、思考艺术史时所保持的新的文化态度。同样，艺术史的方法既与它存在的发展谱系相联系，也与其产生的历史情境密切相连。没有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脱离具体历史、文化、艺术情境的方法。就像社会艺术史对格林伯格现代主义理论的反拨一样，同样，如果没有7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自然也就不会产生一种女性主义的艺术史书写方法。从这个角度讲，没有绝对客观的艺术史，只有方法论意义上的艺术史叙事。而且，随着方法论的更新，以及新材料的不断出现，艺术史是需要不断重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