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写作总免不了写自己的经历，许多小说都带有自传体性质，诗人写作大多也是抒发自己的感受，同样是爬格子的批评家，毕其一生的写作生涯，却始终面对着的是一个外在的批评对象，他们很少将笔锋转向自己，甚至没有机会谈自己。他们常常接受媒体采访，但采访的内容同样是谈艺术问题或艺术家。不只批评家自己忽略了对自我的关照，也不大有人去关注批评家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况。关注他人似乎成为他们的天职，被他人忽略似乎天经地义。久而久之，连他们自己也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人们只知道他们的工作、工作的成果乃至失误，而对于他们本人——批评家作为“人”的存在却知之甚少，从而使他们在艺术圈中变成了最“忘我”的一群。而批评本身所能体现的“自我”与一个生命个体并没有直接联系。有鉴于此，我产生了编辑一本（甚至几本）批评家谈自己的集子，取名为《批评与我》，以为批评家提供一个自我表述的机会和自我敞开的空间。如谭天所说，“要写‘批评与我’，也先必须了解‘我’的生平，或许这样才能让读者了解一位批评家的真‘我’，而不是戴着‘批评家’面具的‘我’。” 我编此书的目的也正在通过这样的自我表述，打开一扇通往批评家内心世界的窗，从而让更多的读者了解批评家的真“我”。

我在约稿时要求他们可写与批评相关的经历，也可写与批评无关的、纯属个人的经历、经验、情绪、感触以及自身面对的种种问题。以真实地呈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忧所虑。并且要求他们在文字上尽可能放松些，写得有情趣些。但有些批评家写惯了那种正儿八经的学术文章，还是轻松不起来。尽管没有学术上的要求，还是涉及到不少有关学术的问题。

应约交稿的批评家有15位，从他们的写作思路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侧重谈他们走向批评之路；一类侧重谈他们的人生之路；第三类则侧重谈他们的学术生涯及学术生涯中遇到的人和事。但不管哪一类，都向读者提供了他们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丰富信息，这是在他们所有别的写作中不曾有过的东西，这些信息所透露出的不仅是作为一个批评家的存在，而且首先是作为一个人的存在。在他们的人生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幸与不幸，遭际与坎坷，以及无法逆转的社会大环境所给予他们的影响，都使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批评家的成长道路、社会责任和人格力量。

这是一本可以在茶余饭后随便翻翻的十分有趣的书。一提批评家，也许就会想到一些不苟言笑、严肃拘谨的面孔。然而在这里，你看到的却是他们人生中极其可爱的一面，看到童年的水天中在周末和哥哥、姐姐一起举办画展的情形；看到高岭“差不多两个星期画一本带故事情节的小人书”的情形；看到李松的老伴对他所作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定性分析”；看到一向温和的刘曦林居然对来访的四川青年下逐客令；看到陈孝信这个名字原来是“陈小新”的将错就错；看到少年时代的陈孝信游泳时衣服被女生偷走后如何光屁股上岸“裸奔”；看到托儿所阿姨给5岁的王林写的长篇评语，并明白了王林那独特的嗓音原来与他做知青时舍己救人的英雄行为有关；看到彭德小时候如何和隔壁家伶牙利齿的的妹妹吵架，从眼睛鼻子骂到祖宗三代，终于抵挡不住她那机关枪的猛烈扫射而败下阵来……所有这些有趣的回忆都让我们感到既亲切又遥远。

但这些儿时的记忆又多少和他们的后来进入批评领域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彭德说：“我为什么会搞批评？追溯先天的因缘，是因为我矮小而又有点结巴，只能求助于写作。”吵不过女孩，又打不过男孩，“从此认定自己在打手和骂家面前要甘拜下风，而批评文章却可以要紧不慢地写，不受身高体量的影响……”接着他又以自嘲的方式历数自己的怪癖与个性，并确认，虽然“这些大都属于毛病，但却能成全狭义的批评工作。”当他认定自身这样的条件是适合做批评家的时候，他便对别人进入这一行当产生疑惑：“我进入批评界之后，总是很纳闷：比我大的水、郎、刘、贾和比我小的王、范、李、黄，都是身材颇高能言善辩的帅哥，弄批评干嘛呀”。

但谭天不这么看，他认为一个人的“身高和体重与批评没有关系”，倒是“性别非常重要，在以男性为主的人类社会，我有幸成为男性，沾了不少便宜”；最早放弃“吃皇粮”的职业批评家陈孝信在回忆他走向批评之路时，将他批评的起点追溯到“文革”前夕他第一次公开发表的200字短文：“虽只有2元钱稿酬，意义却非同寻常。因为这是我挣的第一笔稿酬，也是我后来要靠稿酬度日的真正起点”。

孙振华在原浙江美院读博士时，正是新潮美术风起云涌之时。但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无遗憾地与发生在身边的新潮“擦肩而过”。当1991年他策划、组织了在雕塑界颇有影响的“当代青年雕塑家邀请展”之后，他说他还“不知道算不算跨入了美术批评的门槛”。虽然他“终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批评家”，自谦地认为自己还“徘徊在批评的边界”，但他从小就显露出做批评家的天性：“事实上，我是一个有发言欲望的人，从上小学开始，就有一个优点，上课能积极发言，尽管任课老师也常常向家长投诉，我如果得不到发言机会就会在课堂“讲小话”。如果我有一些想法，就想说出来，不像有的人可以憋得住，这大概是天性使然。”

显然，孙振华走向批评之路正好与认定自己只能作文本批评的彭德相反：“我参与美术批评应该是从口腔活动开始的”。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有话可说、有话就想说的人，批评之路对于他们既是偶然，更是必然。而在“偶然”与“必然”这个问题上，也许王林更为典型：在他托儿所的一次演出中，居然中止表演站出来去批评一个做错动作的小女孩！王林说，“这件事大概可以证明将来我是要做批评家的，不然怎么会去当众批评一个我很喜欢的可爱的小姑娘呢？”王林走向批评的第二个“必然”是他在小学三年级时出于妒忌居然洋洋洒洒写出三、四千字的作文，并且“能够在三、四千字的作文中如此通顺而没有一句空话（老师批语）”。然而，当他从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时，却因为一个“偶然”——系主任喜欢班上一位女同学，要他帮忙去四川美院以便腾出一个留校的名额来!于是，他不无感慨地说：“命运总是阴差阳错，你想走这条路，却进了那道门。如果我父亲去了台湾，也许我会是哈佛工商管理的优等生；如果我不去救那小孩，也许我会是大巴山乡镇上的一名裁缝；如果我的系主任没喜欢上那位颇有心计的女同学，也许我正在写训诂学的文字……真的，人一旦有了经历，便容易相信宿命。宿命让人轻松，把麻烦交给上帝。”

批评家的经历虽然各自不同，但在从不同学科转向批评的道路上，却有许多共同之处。仅以画画出身的批评家为例，他们都曾经历了一个“脚踩两只船”的选择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从心理上说一直没有完结。鲁虹、徐虹、我和邓平祥都是从这条道上走过来的人。对于这些“半路出家”的批评家，都曾经历了一个“两栖”阶段，因为要彻底放弃“水”中生活到“陆”上定居，无疑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和决断，甚至直到被指称为批评家的今天，依然还做着“有关画画的梦”，鲁虹的画曾经多次参加全国美展，他说“我现在也不敢说，我的转向是否正确。”专业转向有如工作变动，鲁虹在从武汉到深圳的过程中，“几乎征求了所有朋友的意见，最后在犹犹豫豫的情况下，终于举家南迁。”他说，“皮道坚老师告诉过我，在他决定要调往广州时，曾在阳台上抽了半晚上的烟，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一下子离开生活过很多年的故乡，一下离开经常来往的朋友，的确是很不容易的。”我也曾在《99自述：我在哪里》中表露过这种尴尬：“我本是画画出身，混在批评界十几年，依然不能排除一种‘异己感’，就像以一种男性身份去倡导女性艺术那样，找不到自己确定的方位，总想一走了之。我曾几度想重新返回到画案之前，但‘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我又不是那种精力充沛，同时可以做好两件事的人。或许在别人眼里我已是被定位的，但在我自己的心里，总有一种漂泊感，总有一种‘归根返本’的愿望不时浮现。因此，在学术层面我仍是一个‘浪者’，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应该在哪里，我仍在‘还乡’的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