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家的人生丰富多彩，在他们各自的叙述中，你会看到许多动情之处和闪光之点，以至回味无穷。“生于忧患”的陈孝信，父母都是童工出身，他跟外婆在农村长到5岁就背着竹篮下地干活，但他居然从这种艰辛的乡村生活中总结出“七乐”！刘曦林在回忆到他初到中国美术馆工作时，一家4口人住在8平米的小屋，还倍尝漏雨之苦，以至吟出“夜半呼儿起，指看屋漏痕”这样优美的诗句。可见这种清苦的生活并非一味清苦，也还自有一番滋味。他从行政处借来一张桌子——他有确凿证据证明这是一张小学生课桌。而这张小学生课桌，就是他那个时段许多文章的“产床”；在谭天的经历中，最有意义也最令人感动的一节莫过于文革期间，做图书管理员的母亲怕他惹祸，把他反锁在被查封的书库里读各种各样的书。他说，“母亲用图书培养我，图书代母亲教育我，母亲是图书，图书是母亲”。他一辈子都忘不了母亲的一句话：“儿子呀，我什么时候能在书架上整理你的书就好喽。”于是，“我总想要写一本书放在书架上，要让我母亲也觉得这个图书馆有自己儿子的书。所以小时候母亲为我的写作埋下了一颗很深的种子。遗憾的是，我出第二本书——《非哭非笑的悲剧》的那年，慈母不幸病逝，她没有看到新书，她是枕着我的新书火化的，至今只要出新书，我一定会到母亲的坟上奠烧一本。我母亲当了一辈子图书管理员，现在只能在天堂的图书馆里整理儿子出的书了”；说到母亲，每个人都会有说不完的话。“走南闯北”的邓平祥从闯荡了二年半的海南回到湖南后，不期然议论蜂起，心中很不是滋味，是母亲一句话安定了他的心：“回来了一个好人，就是大好事。”“母亲的这句话，不但点化了我，同时也超度了我。面对归来的游子，母亲最在意的还是人和生命”。当邓平祥再度离家北上定居北京后，母亲又随他而来，并在弥留之际决定安葬京郊，留在儿子身边。
水天中在他的《记忆的片段》中，既写了他童年时代的欢乐、青年时代的坎坷，也写了在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他所经历的一些触目惊心的人和事。而其中最令人羡慕的是他的童年生活。他从小就有条件浏览欧洲各大博物馆的画册和中国名家的真迹，并在这样浓郁的家庭文化氛围中健康成长：“在父亲20年代从国外带来的书籍中间，最受家里兄弟姐妹欢迎的就是那些欧美各大美术馆的画册。我们从书架上拿下来翻阅最多的，是伦敦国家美术馆的那几本画册——用红色布料做封面的现代绘画作品集（我和姐姐叫它“大红本子”），是我不太看得懂，而又最感兴趣的画册。在“大红本子”的影响下，我开始摹仿塞尚、马蒂斯和布拉克，用能找到的最鲜明的颜色画树和太阳，在水彩画上粘贴剪下的英文报纸和花园里找来的黄叶……有一次学校里举办学生画展，我画了一张马蒂斯风格的裸体女人，引起同学们的一片喧哗。这时候素来沉静的数学老师徐庶一走过来，她在我的画前说：“娃娃们，不要笑，这才是艺术呢！”在场的同学立即静下来，仔细在我的画里寻找艺术，而我自己却感到一阵恐慌——我不知道我的画究竟有没有艺术在里面。”读到此处，我不得不感慨：在我对美术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在共和国对西方艺术实行全封锁之前，水天中已经是个“现代派”了！
在批评家的人生经历中，学术生涯是他们的主体部分，一些批评家侧重于在这方面做文章，一向谦虚的李松先生甚至连自己如何做学问也不写，只写他学术生涯中遇到的“良师”和“畏友”，正是从这些令他景仰和敬畏的师友身上，他总是看到自己的不足。他甚至在文中特别声明，和他重名的另外3个分别在美术史研究、书法和诗歌方面有成就的人，“希望读者不要弄错了”以免把人家的成就记载他的账上。80年代，他和何溶都是《美术》副主编，曾共事多年，他用很大篇幅来谈何溶在工作中如何思路敏捷、有宽容心、有魄力，光明磊落，却很少说自己如何如何，即使写到自己，也只写自己如何没有把学问做好。这样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其本身不就是一位“良师畏友”吗？高岭是本书收入的批评家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在回忆自己“那些主动投稿的日子”里，是如何期待着“尚未谋面的编辑对你的裁决”的忐忑心情。幸运的是，他的文章每投必中，而且总是收到编辑们鼓励和肯定的信函。他说他至今还保留着这些信件，保留着“对这些甘为人梯而且富有远见的师长编辑们的敬意”。甚至认为他从中获得的幸福感成为他“后来从事艺术理论和批评活动的动力之一”。可见，不仅编辑自己会转向批评，而且常常就是导引一个作者走向批评的“良师”。
翟墨的《一个创生悠存主义者的学术追求》本是为他的一本文集写的自序，在这篇自序中，他对自己的学术生涯做了这样的“自我观照”：“全球文明理想-大一美学情怀-创生悠存艺观-诗性理论形态”。他在25年中出版了18部著作，平均一年半一部。这样的学术成果，岂不正是李松所谓的“畏友”吗？而且这样的畏友并不少见，彭德为著书立说三年不下楼的决心，用10年时间通读二十五史和诸子百家的毅力，同样令人敬畏。
刘骁纯在《对【中国美术报】的历史记述》一文中详细记述了该报从创刊到停刊的全过程。他作为主编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以及他处变不惊的清醒和冷静，都让我们感到作为一个主编和批评家的成熟。特别是面临“院领导没有一个对报纸表示支持”的“四面楚歌”时，一些领导所具有的宽容态度不能不令人尊敬。骁纯去拜访中国美协副主席华君武，他提了不少具体意见，但态度宽容，认为“争论不要紧，但不要一边倒，一边倒不成了新的一花独放了吗？”“我唯一的希望是两个方面都要讲话”；针对美术报的问题，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特意约见报社负责人说：“你们坚持探索是无可指责的，但要四面八方都考虑一下。”他认为“美术报还是有成绩的，是美术活动中的活跃因素，在有些方面提出了大胆的观点、设想，对推动美术事业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因此受到国内外读者的欢迎，我的作家朋友和国外朋友也来信称赞这张报纸”。另一方面他又指出：“你们的有些做法不慎重，不利于稳定和团结，容易招惹攻击，使自己被动”，并说，不以美研所名义主办是他的意见，因为他主张全国的文艺刊物都不要以哪个行政机关名义主办，这样便于开展争鸣，贯彻双百方针。文艺刊物不代表哪一个部门，“华君武的漫画并不代表美协，我写的小说不能说文化部长王蒙作，毛主席的诗词也不代表党中央”。对改革形势，他主张“改革和稳定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的，步子太快就破坏了改革”；对文化形势他讲了句言简意深的话：“近百年来，廉价的、浅薄的新潮派往往失败在强大的传统派面前。假洋鬼子没有什么力量。只有将新潮流、新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里优秀的东西结合起来，才能战胜保守的东西”；为控制“美术报”的编辑方向，院方决定由一名副所长兼管“美术报”，主编调整为：水天中、刘骁纯。但水天中后来除了要求精选文图，不发文句不通的稿件外，坚持“不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术分歧”，甚至支持了报纸开放的文化态度。可见，美术报所以能在那样的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到1989年底，是与这些可敬的领导的宽容态度分不开的。但由于时局有变，1985年创刊的《中国美术报》终于被叫停。骁纯这样描述编辑最后一期报纸时的情形：“这天深夜十一点以后，我突然接到张惠明从中国画研究院打来的电话，说李可染先生刚刚去逝了。这个噩耗和白天的事搅在一起，使我倍感悲凉。毫无疑问，白天的消息和晚上的噩耗将成为终刊号的重点内容。我当即去找住在楼上的水天中，他同样陷入了悲哀，并商定了终刊号的重点。当时郎绍君负责中国书画版，又专门研究过李可染的艺术，便自己动笔写了一篇文章，他当时并不知道文章要用在终刊号上，也没有任何双关含义，那醒目的大标题《一代巨星的殒落》，完全是他听到噩耗后，心中最想说的一句话。但当报纸出来后，这话与另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国美术报停刊》偶然地撞在一起，大大加重了终刊号的悲剧气氛。“停刊”消息的大标题下只有一行小字：“根据文化部关于决定停办《中国美术报》的通知，本报自1990年1月1日起停刊。”
徐虹是这本书中唯一的女性批评家，也是一直在关注和研究女性艺术的有数的几个女性批评家之一。她以大量篇幅叙述了她多次与外国同行一起工作、一起参加学术活动的经历。她在文章最后写了她参观林肯纪念堂的感受，她说：“那里已经成为一切渴望革除社会弊端的人士聚会的地方……”当她看到纪念堂外石阶上镌刻的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的名言“我有一个梦”时，不无感慨地说，“当年他曾在这里发表演说，他梦想有朝一日，他的国家将实现‘一切人生来就平等’的理想，他的孩子们将在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质衡量人的国家里生活’，‘美国民主的伟大光辉，正体现在有权利为正确的事情提出抗议’。而我的联想是‘不以性别而以品质衡量人’的日子的真正到来……‘我有一个梦’这几个字带给我的震动和思索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读到这里，我们不能不为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社会理想而心生感动。
王林说，“批评家的胆量无非就是敢于说点别人不敢说的话，批评家的智慧无非就是能说点别人说不出的话”。批评家不仅要有胆量、有智慧，还要有责任，要对艺术、对社会有所担当，有所尽职。
2008-7-13于京北上苑槐园
注：《当代美术批评视野：批评与我》贾方舟主编 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3月第1版 32开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