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城市性格

在昆明，四季的更替完全被慵懒的阳光所模糊，由此培育出一种质朴混沌的思考方式和自由散漫的生活态度，所以，二元的、非此即彼的逻辑实证和形而上学追问没有立足之地。这个以古代云南土著方言来命名的地方历来就有些特别。其文化境遇的吊诡之处在于：它并非一个完全为汉文化主流所笼罩的“内地”城市，反而因其地处中国西南边陲之地而具有某种异域魔幻的“边疆”色彩。汉文化的中心地带是中原和江南，金戈铁马，元跨革囊，一路南下至云南已是强弩之末，其它文明，如巴利语系的小乘佛教、藏语系的藏传佛教，还有西土的法国天主教等等，无一不是如此。加之本地各种原生土著文化如植物一样的繁荣共生，所以昆明和云南的世界无法、也没有可能形成一个类似中原、江南那样的儒家文人士大夫精英文化集团，相反，原始、草根、无序、混杂、多元和包容是其文化与民族聚落的主要特点。

作为一个文化事件，“现代主义”在昆明的萌芽当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原中心文化知识人因国难迁徙、衣冠南渡为滥觞。特别是西南联大等文教机构的驻足使当时的昆明从一边疆小城上升为战时中国的文化教育中心，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学、诗歌的现代主义实验、探索最为丰硕的成果，正是在昆明和云南的云彩阳光下播下它的第一粒种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现代艺术运动，从空间运动和文化地理的角度来观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场从边缘向中心逐步推进的换位运动。在北方是以王广义、舒群举旗的“北方艺术群体”，“北方艺术群体”对艺术的理性思考和解构是一种视觉政治学的策略，其后九十年代中期转型的“政治波普”中对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西方商业资本主义符号的挪用与拼合，正是其理性主义思考和策略合乎逻辑的结果。而在南方则是源于昆明的“新具像”、“西南艺术研究群体”，与王广义他们的理性主义大异其趣，自称“生命流”的毛旭辉、张晓刚、潘德海他们是反对理性管制的，强调艺术的生命冲动、个体的生存体验和身体经验，从舶来的柏格森、尼采学说和浪漫主义文学中寻求理论和精神支援。

八五美术革命的高潮和落幕最后是以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为标志。几乎重演了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农民起义“改朝换代”的二元对抗模式。边缘向中心的推进其最终目标在于使边缘取代中心，这是一种集体英雄主义式的反抗与革命。八九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商业操作主义策略，与八五时期、甚至更早一些的“毛模式”文化，其方法论如出一辙，前为意识形态一元化文化专制，后为资本市场一元化货币专制。

单面的社会机制不可能生长可以出包容公民与国家灰色地带的公共空间，而只是一味地去强化某种体制的合法化。所以，八九后的中国当代艺术，作为“中心”的北京仍然是“空心”的、一元的。这是一种政治、文化体制的“合法化”危机，按哈贝马斯（Juergen Habermas）的说法，只有某种政治、文化秩序才拥有或丧失合法性，只有它们才需要合法化的论证方式，即证明某种政治文化秩序为什么是值得认可的。

昆明虽然偏安西南一隅，却也并非远离尘嚣的“化外之地”和世外桃源。在对官方美协体制一次次的叩门被拒绝后，当地八五时期的现代艺术运动成员义无反顾、远赴上海、南京举办展览的行动，再次证明了“边缘—中心”二元反抗模式的强大惯性和制约力。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怪圈：这些满怀激情和理想的、悲壮的边疆艺术革命青年也需要来自“中心”文化权力话语的认同。实际上在2001年昆明“创库”兴起之前，昆明、云南的当代艺术实验和中国其它地方一样，并没有多少令人兴奋的事件发生，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逼迫艺术家重新思考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有深度的思想必然带来有力量的行动，一九九零年代以后，正是叶永青、唐志冈等艺术家的思想和行动改写一个城市、一个地方、一个社区的艺术文化生态，也创造了一种不同于八五美术革命运动的日常生活与艺术方式。昆明“创库”其后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也是这些始作俑者当年所没有想到的。

2.创库：别样空间

作为当代艺术重要的聚集地和发生现场，创库当然并非昆明艺术家所首创和独有。但是对八九后急于从意识形态牢笼和理想主义高调中突围的中国当代艺术实验来说，昆明创库的创立实在是具有开先河的意义，而且是代表了九十年代末期中国当代艺术实验的日常化、生活化、个人化与本土化这一重大转型的重要文化事件。我在200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过：“作为一个艺术主题社区，我觉得‘创库’最大的特点、也是它最吸引人的地方还在于它是彻底日常化、生活化和平民化的，真正融入了昆明，尤其是西坝路这一带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它没有那种谨小慎微的小资式的娇情；也没有那种不可一世的学院式的霸气。”(《创库，西坝路101号和昆明的金色黄昏》，见《天涯》 2004年第3期)。

的确，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这些贵族式的精英文化殿堂相比，创库的出身本来就很“底层”和“卑微”。它是工业文明的废墟和城市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种新的艺术方式和生活方式。创库的英文“LOFT”，原是仓库、阁楼的意思。二十世纪四十年代，LOFT这种居住生活方式首次在美国纽约出现，以后逐渐演化成为了一种时尚的居住与工作方式，并且在全球广为流传，成为LOFT文化。LOFT总是与艺术家、前卫、先锋等词相提并论，是当代艺术或前卫艺术的聚集中心和城市文化的别样景观。艺术家对废弃与闲置厂房独具匠心的利用和改造，化腐朽为神奇，融时尚与传统为一炉，仿佛有一种点石成金的魔力。

昆明创库位于昆明市西坝路101号，离昆明市中心区的金马碧鸡坊不过两千多米。创库艺术主题社区的创立，具有跨文化背景和经验的艺术家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99年初，自称“候鸟”、长期在国内外旅行的艺术家叶永青回到家乡，在昆明市后新街的一所老别墅内开设了上河会馆，这是一所兼具餐饮、酒吧、茶室、画廊、美术馆等功能的自营空间，可以视为创库开幕之前的一个尝试和预演。受台北建筑师登琨艳在上海苏州河1305号将杜月笙2400平方米的粮仓改造成工作室这一行动的激励，2000年9月，艺术家叶永青、唐志冈、刘建华和策展人林晓东因上海双年展相遇在苏州河畔，一席长谈使他们最终将长时间的思考化为具体行动。回到昆明后，叶永青、唐志冈即着手寻找一种与上海苏州河边的仓库类似的空间，最后选定了地处昆明市区西坝路101号的机模厂。该厂原先是一家生产机器模具和农用机械产品的工厂，由于生产转型致使数千平方米的厂房闲置，部分工人下岗。叶永青、唐志刚通过与厂方的多次谈判，最终说服了厂方将这些车间和房屋租给艺术家做工作室、设计室以及经营画廊、酒吧、餐厅等。2001年初，叶永青、唐志冈首先进驻，接着刘建华、李季、苏新宏、潘德海、孙国娟、曾晓峰等艺术家和设计师先后进驻并开辟工作室。与其它城市的画家村等聚落不同的是，艺术家们占据了二楼以上的空间，把一楼的大空间留给了画廊、酒吧、餐厅、书店等机构或企业的经营。在不到的一年的时间里，这里迅速形成有三十多位艺术家工作室、四家艺术画廊、两家餐馆、四间酒吧、一家书店、一家文化传播公司、一家羽毛球运动馆和若干设计、影像工作室的综合性艺术文化社区。

昆明创库的黄金时代和最快乐的时光当然是它草创之初的那些岁月，即2001年至2004年之间。作为一个不大的艺术文化社区，它为昆明、云南，乃至从全国各地云游至昆明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类似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那种“异托邦”（Heterotopias）的空间和去处，对当时住在昆明创库的艺术家来说，那里不但是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场所，更是精神的家园和心灵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