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这个“异托邦”（Heterotopias）是一种与古典哲学或经典物理学的空间概念不同的、类似于反场所的某种东西，是一种有效地实现了的乌托邦，在这个空间里，文化中所能找到的所有其它真实的场所，都同时表现着、竞争着、转化着。它是既反映社会而又对抗社会的真实的别样空间。作为一个社会、一座城市、一个社区的补偿性文化模式，它就像一个特定的“飞地”和文化“殖民地”。的确如此，黄金时代的昆明创库正是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国当代艺术和昆明城市文化的一个“异托邦”和别样空间，这个空间提供了一种反面补偿的“异托邦”文化经验：相对于日益体制化、专业化、精英化和西方化的国内其它艺术空间与艺术聚落，昆明创库作为传奇般的别样空间在中国西南边地的横空出世，仿佛流星划破子夜，显示了中国当代艺术多元发展的勃勃生机。
正如机器文明时代的行吟诗人约翰•列侬（John Winston Lennon）在他那首著名的歌《想象》里唱的，在一个物质主义的贫乏时代，艺术家应该是一些做梦的人，他所寻找的“乌托邦”其实是一个在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的地方：“想象没有占有没有贪婪没有饥饿四海之内皆兄弟……你可以说我是做梦的人，但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我希望有一天你能加入进来，那么世界就能变成一个。”但昆明创库却让梦想照进了现实，这个别样的空间是真实的、实际存在的，它是流动的思想实验场域，既有形又无形。我以为，对它的理解应该更多地与想象力、创造力、美学和精神性这些东西有关。至少在2004年前，这种具有浪漫主义“异托邦”气质的昆明创库并不仅仅是一个可以从物理和结构意义上去界定的艺术空间。

3. 花落798

随着叶永青等艺术家将艺术创作和生活的重心放在北京、上海等城市，昆明创库的颓势和衰败已在2004年前后显露出来。叶永青、张晓刚经营的创库上河车间也变身为一家以云南原生态民族歌舞表演为主的小剧场。面临房东提高房租、政府市政建设强力推进“城中村”拆迁改造等压力，现在的昆明创库已是人去楼空、门庭冷落，只有不到二十位进驻的艺术家散落其间。

北京东北角的798无疑是近些年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区和艺术卖场。已经成为观察中国当代艺术动向和发展的重要窗口。现在讨论昆明创库问题的人，都爱拿798说事儿。这个位于北京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大山子地区，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成的工厂命名的艺术区（Dashanzi Art District），其前身为前民主德国援建的“北京华北无线电联合器材厂”，即718联合厂。此区域西起酒仙桥路，东至京包铁路、北起酒仙桥北路，南至将台路，厂区面积60多万平方米，其中总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而昆明创库主题艺术社区的总占地仅5000平方米，还不及798里面的一家稍大的画廊。

2002年，包括昆明创库在内的各地艺术家们纷纷开始北上，成批进驻北京798，2003年，798艺术社区初步成型，组成了画廊、艺术基金会、出版传媒、设计广告、时尚品牌、咖啡店、餐馆、酒吧等家机构和若干艺术家工作室的文化社区。2003年北京798艺术区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文化标志性的22个城市艺术中心之一。2006年，北京798艺术区分别被朝阳区、北京市政府列为首批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一；被中关村管委会评为中关村电子城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北京有什么地方值得关注？我希望大家能记住我们的口号：长城、烤鸭、798！”在2008年的798奥运接待开放日，北京朝阳区区委书记陈刚的如此表示，传达了国家形象战略对当代艺术少有的亲和示好姿态。作为中国当代艺术体制化的一个符号和全球艺术资本主义的卖场，798也面临着新的“合法化”文化危机。

作为北京新地标和国家形象塑造战略的798，它的迅速崛起无疑得益于最近这几年来全球资本主义艺术市场泡沫经济的助推。在中国式拷贝现代化的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文化经济中心和沿海口岸是第一极，而昆明这样西南边疆城市只能算是排在武汉、长沙等中部城市之后的第三极。在全球艺术资本主义的艺术品交易平台上，昆明并不具备先天的卖场优势，只能处在艺术市场产品链的最末端。

这样来分析，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国当代艺术社区创库模式的首创和发源地是在昆明，而它的结果却是花落北京这一个多少有些令云南、昆明艺术家尴尬的现实。从艺术品市场开始火爆的2003年算起，中国当代艺术的评价标准正在由文化和价值多元主义向市场一元化专制转向，一部鲜活、生动的中国当代艺术史已经逐步的异化为艺术秀排行榜和艺术品拍卖史。

所以目前在艺术界关于“昆明创库何去何从？”和“798与昆明创库谁先谁后？”的争论，如果仅仅只是为了满足于在电脑屏幕一种封神榜式的数字搜索崇拜快感（用Google输入“昆明创库”，查询结果是3，777，000项；输入“北京798”,查询结果是3，780，000项），那就没有了任何意义。关于昆明创库的种种讨论还必须回到艺术精神、文化理想、创造力、想象力与日常生活的关系、艺术制度等等这样一些启蒙的原点，不能也不应该抹去的是创库个案所启发的自由主义与公共空间的重建这些基本的价值底色和诘问。

在一片纷争中，2008年底昆明的官方机构也出台了一份《关于加快推进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其中对创库做出了这样的定位：“以当代艺术创作和创意为核心，以艺术品展示交易为主要功能，形成拥有绘画雕塑、建筑艺术、工艺美术，服装服饰等设计制作展示、交易和交流的艺术社区，打造成为国内知名创意人才的摇篮和创意产业的观光区域。”

我丝毫不怀疑当代社会生活中政治力量的强势，因为我们的社会还远不是一个可以包容各种意见的、和谐的公民社会。从价值多元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立场来看，我更相信政治、文化艺术与资本这三种主要力量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作为文明的风暴中心和当代艺术生长的摇篮，当今城市聚集了太多的社会问题。除去大规模的拆迁重建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外，城市更需要重新注入一种新的社区精神以治疗其弊病，城市的规划应该以人性为尺度。而秉持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当代艺术实验可以也应该为它所生长的城市社区生活做出贡献。早在1961年，美国知识分子简•雅各布森（Jane Jacobs）在其名著《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就指出：无所不包的城市规划将我们所在的城市变成超级郊区，而实际上窒息了城市的活力与生机。

在一个拷贝现代化城市模式被商业和政治合谋强行推广的时代，在一个郊区膨胀受到高度赞扬而城市衰微的时代。在2004年前的昆明创库这个异托邦中，一群知识分子与艺术家无忧无虑地生活在彩云之南慵懒安详的阳光下，似乎这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边疆城市已不在为自己的缓慢、偏远和落伍而自卑。当他们以一种类似公社的社团创作、销售自己作品时，也并没有日后在艺术品卖场随处可见的尔虞我诈的商业投机意识。他们就这样生活着：画画、吃茶、喝酒、聊天、发呆、烤太阳。仿佛现代化和商业专制主义不断壮大的幽灵已被驱除。他们创造的文化、艺术，包括文学、音乐、诗歌是为昆明这个城市西坝这一带的社区准备的：和日常生活融为一个有生机的整体，结合工作与娱乐，模糊参与者与观察者的差别。因为他们在阳光灿烂、自由散漫的昆明西坝路101号圈定了自己的地盘，作为致力于颠覆传统的先锋艺术家，为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社区艺术，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只有以一种文化理想主义的信念和罗曼蒂克精神再造社区。

2009年4月10日至20日于北京望京、昆明翠湖旅次

出自《画刊》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