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艺术叙事中，对重大新闻事件的即时反应，隐含着怎样的艺术理论问题

（一）

艺术起源之“源”，即与叙事相关。从史前人类的生存方式和遗存的岩洞壁画的种种图像内容可以看到，“叙事”与“表达”是同步发生的。而在中外历史的不同节点上，艺术与“叙事”的例子也不胜枚举，诸如古希腊绘画中的战争题材“叙事”；文艺复兴绘画中对宗教内容和神话故事的“叙事”；18、19世纪绘画对拿破仑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叙事”；唐顾闳中在《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叙事”；清郎世宁“叙事”皇帝狩猎的《秋围图》；董希文的《开国大典》中的“叙事”；“文革”时期集体创作的《毛主席去安源》中的叙事，等等。“叙事”，已经成为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不能绕开也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过去我们常常说，艺术是现实的反映，是情感的表达。但在今天看来，仅仅是“反映”或“表达”，显然已经不够。因为，艺术在今天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中，它的原生性、创造性、表现性、独立性、多元性的不断提升变异，“叙事”的内容与方式，也存在着社会背景差异下的潜移默变，并促使人们必须面对不同的现实，重新思考相关问题。

（二）

“叙事”在艺术的当下情境中，似乎有种渐行渐远的隐忧。问题在于，人们诟病于本土意识形态的模式化“叙事”，并将“叙事”的表面化问题症结，归罪于“叙事”的内在结构，将方式与结果的逻辑混淆，使人们产生“叙事”即“政治”的错误逻辑等式。而事实上，“叙事”的方法论本是多义的，表性、显性、隐性、喻性、感性、悟性、软性、硬性等等，可谓包罗万象，弹性韧性不一而足。所谓“叙事”，也做“叙述”。词典解释是指“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记载下来或说出来的一种语言手段。叙述的基本特点是在于陈述“过程”。人物活动的过程，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构成叙述交代和介绍的主要内容。它是一种表述方法，用以展开情节，交代人物活动和事件经过。它一般包括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六个要素。叙述与时间关系最为密切。无论是人物活动的过程，还是事物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都表现出一定的顺序性与持续性，即是“过程”在一定时间条件下进行。而上述“叙事”，主要是指文学的语言手段。

作为艺术的特别是当代艺术的“叙事”，事实上一直都在发生。它与文学手段的抽象描述所不同的是，由形象形态构成的叙事效应，以及观念和问题意识的介入，催生的丰富多样的新艺术语言，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时时在与我们生存的社会时代，产生着时空对话关系。按文学叙事要求的“六要素”，在视觉图像作品中难于圆满，这是因工具方式差异产生的结果样式的不同，也非判断优劣的依据。这就像同样叙述“淮海战役”，文字方式洋洋万言尚不一定达意，而艺术方式可能就是一幅浓缩战情的视觉图像。重要的不是语言工具方式，而是表达的合理到位。问题还在于，对“叙事”对象的遴选，对内容现象的过滤，对时效节律的把握，以及对呈现结果的有效控制，常常对当事者产生难于想象的困扰与迷惑。特别是对重大事件的即时和有效的反应，也在考量“叙事”者的才学修养的深度和社会责任感。这其中的难点，在于切入的角度选择，问题意识的彰显，和对素材资源的深度推敲，视觉符号的恰当把握，视觉反应的充分估量。很显然，只有充分重视艺术表达的视觉特征，才能够准确把握其语言使用规律。

（三）

难点还在于，对重大事件之“重大”性质的评估与厘定。关键是，方法与标准由谁来制定，以及可操作性的理由和无争议性。上世纪50年代，围绕着“三反”、 “五反”和“总路线”、“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诉求，艺术“叙事”责无旁贷地围绕上述“重大”事件进行。60年代的“学雷锋”、“四清”、“文革”，也强势成为重大叙事对象。70年代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粉碎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高考”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必然成为艺术“叙事”的首选内容。在当时的时代情境中，个体意志必须服从集体意志，个性存在将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而在艺术“叙事”的内容选择，语言方法的使用等方面，也存在着政治需要的规定性和规范性。“服从”，常常是艺术家们必须面对的尴尬现实。历史进入到80年代，艺术个性表达权的逐步复位，才使得人们看到艺术多元叙事的本来面目。而问题还在于，在文化多元的新时期背景下，还有没有重大事件？艺术“叙事”应该怎样做出反应？在个性化成为新时期的一种文化时尚时，面对重大事件特别是公共事件，艺术的责任性、道义性还有没有重塑的必要？

（四）

“5.12”汶川特大地震，是一起十分典型的公共灾难事件，也是当代艺术“叙事”的重要人文资源。在南北向超过三百公里，东西向逾五十公里，总面积超过两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四千多万生灵遭遇举世罕见的自然破坏力，瞬间夺取了众多鲜活的生命，改变了人们曾熟悉的一切，留下了无法抹去的血泪记忆和心灵创伤。我们注意到，灾害发生后很短时间内，各路“艺术”便已开始尝试多种多样的介入。但遗憾的是，这些“介入”，不是用摄影方式对灾难现场进行直接记录，就是用传统艺术手段将对象直接复制而成“作品”，不仅违背了艺术的创造转换原则，也违背了对受灾民众的人格尊严敬畏的普世人文精神。这里涉及到两个尖锐问题：一是“叙事”所必须的深厚的艺术学养准备，而这正是许多艺术家所缺失的；二是对突发重大事件特别是公共事件的严谨的人文态度，这也需要良好的对社会、历史、法律、道德、宗教、生态诸学科的研究与储备。在准备不足或不当的前提下，匆忙“叙事”，往往事与愿违，劳民伤财。

针对“5.12”灾难事件，艺术何为？怎为？这是许多人都在认真思考的问题。难点在于：尺度的弹性把握，角色的理性转换，现实问题的应对智慧。很显然，本土艺术“叙事”的“过去时”，早已不能胜任“现在时”。依照过去的“经验”， 艺术“叙事”，大多是在意识形态的价值平台上，按照政治宣传需要“定向”进行的。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国际生态背景中的复杂的新现实状态。在此背景中，当代艺术合乎逻辑地生长，务实求真地发展，反应了时代的需要。当代艺术为丰富我们的语言机制，强化问题的针对性和表达力度，提供了太多可能。特别是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智慧反应，也显示着其非凡的力量。同样是“5.12”主题，出现了别出心裁的差异化表达。原弓的艺术个案，因在其构思准备阶段，以及到灾难现场的资源调查搜集等工作，本人了解较深，愿意剖析其作品的思想构成、技术构成、表现构成，为问题的揭示，提供一种综合文化采样，借以丰富对相关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