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他的现成品改装装置作品《与声512—东风》，取自一辆来自四川省汶川县映秀镇地震灾区受损严重的号码为川U06573的东风牌自卸式货车。作为灾难资源的现成品，直接成为“作品”，既不达意，也有照搬之嫌。这其中，智慧的转换，成为必然选择。作者原弓在尊重对象外部形态的基础上，对其内在构造进行了大胆而富有想象力的改装。整体构思是，将这辆伤痕累累的卡车，改装成一个有调音台的音响系统。它的全身被安装了多个感应器，与之连接的是被除去了外壳包装赤裸的功放、显示器、喇叭等系统，在巧妙控制下，“它们”将适时“现形”并“出声”。这种通过声光转换的效果，与灾后现场至今依然敏感的某些东西，惺惺相惜，辗转呼应。从装置中部发出的混杂声音，模拟灾区幸存者寻找生命，寻找生活希望的捶击声、撕裂声、哀鸣声。寻找是悲伤的、无助的，甚至是绝望的。为生命消陨而哀，为公权受损而悲，为个体价值流失而伤。没有绝对的权利平等，却有相对的能量守恒。面对撕裂大地的巨大魔力，我们真的很渺小。

就艺术的方式本质而言，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是其内在价值力量使然。但所谓解决问题，却已超出能量范畴，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精神架构脱节。大地震事件，考量着人们的道德尺度，和以悲悯的人格力量为基准的生态价值。同时，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追问，也会日复一日地持续。过去我们狂妄自大，几十年不断地演绎着“人定胜天”的荒诞。其结果是：人心受损，自然受损，道德受损，法度受损。但在“荒诞”受制于自然力量时，人们不禁要问，“荒诞”何以畅通？何以失去监管？公民权益何以丢失？何以出现集体无意识？当然，为什么会选择“东风”而不是其它，其中蕴含的特殊年代的政治符号意义，有着材料定位和观念指代的逻辑理由。

（六）

艺术“叙事”，对重大事件的即时和有效的反应，还应该体现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下的问题针对性，和参与角色的思维观念的转换调整。半个多世纪以来，共和国在艰难曲折中，不断犯错，不断纠错，持续着自我发展的历程。反观世界，以前所未有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速度，与时间及落后势力对抗，超越着千年发展的轨迹和模式，改变了传统的发展逻辑与推理程序。这种全球化的超越于发展，事实上也在深刻影响着本土文化的发展进程，并对当代艺术的语言形态及表达形态，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全球化的跨越式发展，直接导致来自传统文化惯性的强大阻力，并产生日益激烈的社会矛盾。而在这场无法避免的文化冲突中，追诉艺术本体究竟是什么等基本问题，似乎已变得苍白而无意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发展势头，不同模式的寡头垄断，正改变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价值体系和文化关系。人们在措手不及的应对中，重复着不断颠覆和被颠覆，不断刷新和被刷新，不断否定和被否定的日常功课。

而在另一方面，我们曾经自豪并肯定的生存方式，也在发生着不可逆转的变化。“变化”带来的艺术观念的同步变化，修正着艺术生态的内在机制。以本土经验而论，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前几十年，“生存”的依附性强于独立性，从众性强于自我性，集体意识强于个人意识，奴才意识强于主人意识，集权意识强于公权意识。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艺术样式与形态的单一，艺术观念与语言的贫瘠。艺术，也不可避免地沦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由政治形态转变带来的经济形态的转变，并带来文化和艺术形态的转变，使得艺术生态呈现着日益丰富多样性。艺术“叙事”，不再仅仅局限于对重大题材的追逐，对宏大叙事的苛求，而呈现多元格局。如像上世纪90年代中期，艺术家集体创作的行为作品《为无名山增高一米》，所涉及的人与自然、社会、政治等问题的讨论，将艺术“叙事”的可能性疆界大为扩展，并引起世界同行的好评与关注。再如2005年，在校的年轻大学生的集体行为作品《 @ 41 》，讨论的是网络时代人们的疏离与困惑问题，人际关系不是更亲近，而是更疏远陌生。我们不仅需要由高科技带来的经济水平的提升，我们更需要团队精神和人文关怀。

（七）

在艺术语言方式日益多元的今天，艺术人格的独立，艺术观念的私有，艺术面貌的排他，已呈现不可逆转之势。因此，艺术“叙事”也必然会在多元文化情境中，向着更加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个案一：展望作品的“叙事”。 其作品中的主体“假山石”，已超出人们对诉诸对象的惯性认知范畴：主题虚拟，语言模糊，情态飘逸，表达陌生。用观念化的精神意向转换，影射着对社会矛盾的理性思考：时代复制，制度复制，文化复制，时尚复制，图像复制，已成顽疾，修复工作任重道远。个案二：余极作品的“叙事”。其作品中的行为语言和影像语言，都不属于传统艺术样式范畴，所涉及的学术命题和社会批判视野，也大大超出了旧有的文化逻辑范畴。借喻、反讽、揶揄、荒诞、挪用、错位等手段的使用，在扑朔迷离中，使得作品的韧性与力度在弹性中滋长。上述两例艺术“叙事”，都在明白无误地提醒人们，当代社会情境在不断发展中改变着内涵与外延，而艺术之为，不可能置身度外，也一定存在着与之同步呼应的文化关系。因此，不可能武断地规定艺术怎为、何为、何不为，艺术的本质也不是“规定”出来的。

（八）

我们正处在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国际关系、社会关系在起伏跌宕中，衍生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与谜团。一方面是全球化的经济联合，虚增着人们的财富和欲望；一方面是金融海啸对几乎全人类的实体经济与虚体经济的致命摧残，让镜中花水中月的白日梦破碎。一方面是互联网的快捷便利提高着人们沟通处事的效率；一方面人们的距离感、陌生感、对立感正日复一日地增长。处在如此复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艺术的处境是尴尬而艰难的。我们看到，在经济形势过热时，艺术成为财富阶层和投机客翻云覆雨的筹码。而在经济遇冷时，艺术又差不多成为弃儿，在凄风苦雨中度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艺术变得如此势利而不自信？变得如此独立不足矫情有余？在心态和精神都健康不保的状态下，如何去感知“叙事”对象？又如何从容而自信地去“叙事”？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重大事件”，而是很多人已经丧失了发现能力、思考能力和判断能力。也许市场降温对心率紊乱有镇静作用，对清理杂念、潜心修为、认真思考、提振信心有莫大好处。毕竟，艺术的自我性、独创性、野生性，是产生佳作的前提和保障，“运动”和“跃进”方式，只会带来荒唐而苦涩的果实。“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古训，在当下的社会情境中，仍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2009年6月于成都芳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