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的当下社会现实而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并存的状态意味着个体意识的尚未觉醒，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缺失的历史语境中，“艺术地批评”(当代艺术批评话语)的实现尤其需要“艺术批评”(包括整个展览机制)的协作。就评选程序来说，参与提名的16位批评家、学者有着各自的学术视野和学术立场，正如研讨会上的争论所呈现的那样，他们之间的观念差异不仅仅在于作品的讲述“内容”上，而且还在于讲述的方式本身。仅这一点来说，就与官方的评选体制完全背道而驰，也与为着盈利的画廊运作相去甚远。“提名展”对自身叙事方式的警惕在很大程度上明晰了其操作程序的指向：在学术目标上，它不期望形成一个统一的声音，更不是要对研讨会的学术成果进行一个总结性的转译式表达，而是对研讨会提示出的问题做进一步地追问。

提名展的审定环节由老，中，青三代批评家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来执行，筛选的标准既不是对艺术家资历的审核也不是对展览面貌的协调性整合，而是对作品在针对中国现实语境时可能生成的价值进行预期性选择。提名程序之所以不会是一种权力的行使，是因为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始终保持着协作的关系，他们一同构建“提名展”的批评话语。但提名程序或许可以看作是一种策略，一种对抗集权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主义的争取个体话语权利的策略，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需要这样的策略，只有更多的人有了维护自身权利的策略才会达成多方权利关系的平衡，而公民政治也才成为可能。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策略，观众才有机会经由这35位没有得到应有关注的艺术家的作品来发现在一些被忽略了的价值和意义。

“提名展”对艺术多元化的学术主张一方面体现在参与提名的批评家之间的学术争鸣，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同一个批评家提名的不同艺术家之间的差异与碰撞。经由这些发散性的观念冲突，批评家与艺术家之间的协作关系被清晰地显示出来。

同样是鲍栋提名王俊和蔡卫东就是两位截然不同的艺术家。在鲍栋看来，王俊的创作是一个与自己较劲的过程，他似乎永远处于一种没有尽头的绘画动态之中：“王俊总是陷入一些绝对的问题中无法自拔，如一幅画的什么状态才能叫做完成，抑或是，一幅画什么时候才叫做开始？甚至，什么叫画一幅画？”(鲍栋：《王俊推介词》) 鲍栋认为，正是这样一种困顿使得王俊把绘画理解成“一个持续的涂抹过程，一个可以在任何表面上无限展开的事件” (鲍栋：《王俊推介词》)，这样一来，绘画于王俊来说就不仅仅是一个美学的发现问题，而根本上成为了艺术家作为主体和现象学意义上的“在场”状态。但鲍栋并不认为王俊的这种西西弗斯式的苦役是一种“极多主义”式的参禅过程，画面形象的消解不意味着作品作为感官对象的意义丧失，相反形象的模糊让线条以及与线条对抗的肌理被强调出来，使绘画的对象达成了一种时间的持存性。

从鲍栋对王俊的创作和作品的阐释中可以看出他关于艺术语言的学术主张，正如他在研讨会上对语言学转向与艺术史写作间关系的梳理所提示出的那样，他对艺术的价值判断更多地取决于作品自身语言同艺术家个体(亦即当下问题)建立情境关系的可能性。从中，也许可以找到一种艺术家及其作品与批评家理论间的对应关系，但我们千万不能将这种对应关系当作某种绝对的应证，它或许只有在仅仅被视为许多片断与视觉中的一个时才会更有启发意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鲍栋对蔡卫东的解读中寻到线索。

蔡卫东的摄影作品常常采用挪用的手法来声明自己的立场，他对摄影的艺术灵晕的否定从作品语言层面上来说和王俊有着相似之处，但从作品的视觉呈现上来看又与王俊的模糊形象大相庭径。鲍栋认为，尽管观念摄影拒斥美学，但它仍需要含义与趣味，而蔡卫东的作品正是这样一种溢出“艺术的边界”却又凭借艺术家的问题意识与思考方法，让“再现”及“现实主义”的观念被构想成一个具体的情境。他认为蔡卫东的作品打开了视觉文化的问题场，呈现了一个问题结构。对鲍栋来说，蔡卫东所提出的问题可以构成王俊作品中所呈现的艺术语言问题的另一方面，但它不会仅仅是同一问题的补充，它更是另外一个问题；同时无论是王俊还是蔡卫东抑或他们两个甚至更多的艺术家也不可能作为批评家理论的一系列完整证实，或者说证实本身就不存在。实事上，艺术家的作品可能开启更多的问题，它们与批评家的重合不仅意味着一种趋同，还很可能意味着更多的争辩。换言之也就是批评家与艺术家在展览中的协作既是共同面对已经显耀的问题，也正在激发新的问题，这在管郁达和他提名的几位艺术家之间表现得更加突出。

管郁达提名的三位艺术家——董重、丁炜和王荣植有着一个共性：他们的作品所讲述的东西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时而是不可调和的矛盾，时而又像是顺理成章的一脉相承。董重的作品从带有涂鸦风格的原始表现主义到带着嬉游与幽默的“身体”狂欢的转变，是源于对那些喧嚣而来的艺术潮流、艺术规范的偏离、漠视和对内心世界中的“自我”、对“肉身”与“灵魂”问题的关注，这一对貌离神合、相辅相成的矛盾始终奇妙地交织在一起。与董重对日常经验细节的迷恋不同，丁炜是一个关注终极问题的艺术家，但同时他又在当下现实的洪流中保持清醒的思考，“丁炜的绘画具有一种严肃的形而上学的精神追求和思考，其批判性的锋芒和现代寓言的气质使他在当今以嘻哈、调侃为主的艺术潮流中显得卓尔不群，有时我甚至觉得，丁炜的绘画及其存在更像是一个堂吉珂徳式的当代视觉文本，他的作品就是关于这种个人时代悲剧的现代寓言。”(管郁达：《丁炜推介词》)与董重和丁炜相比，王荣植的作品看起来没有那么多的冲突，尽管那些狂乱的笔触交织出躁动与不安，但整个画面流露出的却更多地是诗意，一种充满憧景的焦虑，其中亦真亦假的闪烁感让管郁达将王荣植的创作称之为“乔装在青春的梦中游走”。 管郁达认为王荣植是一位有着强烈本土气息的艺术家，王荣植的绘画中潮湿的、阴气的、诡异的，散发着一种匪夷所思的类似“爱丽思漫游奇境记”中的邪魔异端气氛来源于贵阳那样一个开门见山、潮湿多雨、妖气弥漫的地方带给人的感觉。在管郁达看来，王荣植将女性的身体和猫的形象拼凑在一起，用情色与邪魔的印象在画面上营造出的那些，令人想入非非的情色幻想只不过是艺术家恍恍惚惚的梦话，叙事在这里是艺术家一本正经地编造的一个圈套，“他所有精心的乔装打扮都是一个荒诞不经的预谋：所有现实生活中压抑、禁忌和规训，在这样一个改头换貌的妄想中变成了可能” 。王荣植用绘画编造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眼见的现实无关，与合理性和逻辑无关。

董重、丁炜和王荣植三位艺术家的作品以及管郁达对他们的评论构成了一种语言层面上的共时性联系，他们间的互文关系已经完全与“理论-创作”的二元对应无关，而是经由话语的行动交织在一起。无论是董重反讽式的解构，还是丁炜对“高贵气质”的追求，或是王荣植的“白日梦”，都渗透着深刻的思考，他们的作品是技艺，但更是精神与理想；它们与管郁达的文字叙述或许重合，或许不尽相同，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必须面对这一“除魅时代”的诸多问题。

与鲍栋和管郁达的推介方式完全不同，作为资深编辑的漆澜以陈述的口吻将他对当代艺术的立场表述出来。在《王承云推介词》和《何工推介词》中，漆澜精练地介绍了两位艺术家的创作生涯。两位艺术家都有海外的生活经历，已经加入德国籍的王承云“对德国当代艺术，尤其是德国当代绘画语言形态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对“德国新表现主义与中国当代绘画”的研究使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性格、文化身份有着独特的见解，他在强调艺术修辞(形式、语言、符号)的同时又非常注重绘画的文化品质，他在绘画教学方面的实验对中国的年轻艺术家、艺术学生有着很大的启发作用。另一位艺术家——何工，在漆澜看来，“一直怀有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与英雄主义的激情，而在多元文化冲突之间奋力挣扎，在历史压力之下寻求个性解放的历程中，他为自己和他的时代出具了一种‘诗性真实’的历史见证，真诚笃实，信而有征。”漆澜通过对何工绘画风格的描述，向我们展示了艺术家在创作中寻找意外的敏感和兴奋；他将何工作品中为追求真实而在散尽华美的黑白里隐藏着的真实体验和痛快淋漓的表现欲望称之为一种放纵，甚至是“撒野”。

漆澜对王承云和何工的介绍构成了另一种批评家与艺术家的对话关系，从《推介词》中我们看不到关于作品的具体的描绘，但却似乎更加真实地感觉到两位艺术家的温度，经由这样的文字，那些未曾看到过他们作品的观众，或者在展厅里面对它们时会有更多的亲切感。

通过对三位批评家及他们提名的艺术家的浏览，本次提名展乃至整个“领升艺术论坛”的题旨已经可见一斑。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介绍所有的批评家与艺术家，余下的那些由他们之间的差异将带来的精彩只有留给大家到展览上去体验了。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提名展”想要强调的，即艺术作品的新锐性。关于这个问题，与其说“提名展”将提供一些人们期待中的“新锐作品”还不如说是它将以具体的展出来重新阐释“新锐”的涵义。但这也并不是说“提名展”将为“新锐”提供新的范本，或者说认为自己所呈现的作品代表着“新锐”标准。恰恰相反，策展人对“提名展”的新锐性持保留态度，但同时也表示正因为一种不理想的现实才更需要为着理想去采取果断的行动，就像本次展览的策划人管郁达所说的那样：“为创新而创新，新锐也差不多成为一种时尚了……所以‘新锐’就像我刚才说的，对当代艺术要保持它一贯的实验性和对可能性的探索，它的敏感性，对现实的针对性以及它的批判精神和独立精神。上面我讲的，恐怕是当代艺术的现状，和我们理想中的当代艺术实际是差的比较远的。但是我们不能说现实是这个状况，我们就放弃学术的追求和学术的理想。”

鉴于“提名展”在学术上所持的“开放与对话”的目标，以及它所面对的理想与现实，我们不应该对它有一种权力意识的期待，即希望它能够扭转什么或者成为什么。对此，管郁达的一段话是很好的启示，也点明了整个活动的关键所在：“希望通过这次展览，第一是比较真实的、完整的了解中国当代艺术的状态。这只是一个缩影，不是一个很高规格、很高层面的展览，更不是什么大腕展览，它只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展览活动。通过这个展览呈现当代艺术的状况，比如说新锐的东西，吸引眼球的东西，它可能是当代艺术一个比较真实的状况。第二，我希望通过这个活动，增加艺术家和批评家互动性的交流。因为长期以来，艺术家和批评家在资本背景下形成了一种很怪异的关系。比如多数艺术家认为作品卖得好了，就不需要批评家了；而批评家在资本的强权下，为了稿费勉强的去写作这样一种状态。我希望通过论坛和提名展，艺术家和批评家能多一些沟通和交流，并共同来推进中国当代艺术的健康发展。最起码构建一种理性合作与交流方式，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和期待。当然，提名展这种展览的机制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了，到底这种方式是不是比较合理的一种，其实还有待于观察。只是说我们有这样一种期待和愿望，我们也努力这样去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