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杰•弗莱是第一批真正的美术批评当中的一个。在他从事现代艺术批评之前就有过美术史方面的很好训练。他曾是15世纪意大利艺术的国际权威，他研究的是贝里尼（Bellini）、乔托（Giotto）这样的大画家，是这一领域内的鉴定大师和博物馆专家。但1906年，弗莱第一次看到塞尚的画，大为震惊，不敢相信在他眼前出现了做梦都渴望见到的画，这成了一个强大启示，从此以后兴趣转向法国现代艺术，特别是对塞尚的研究。1910与1912年，弗莱在伦敦一个名叫格拉夫顿的画廊（Grafton Gallery）举办了两届法国现代绘画展，并首次以“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来命名塞尚、梵•高（Van Gogh）、高更（Gauquin）等画家的风格流派。这两次画展在英国引起巨大反响，媒体与批评者们声称要将弗莱吊死，以免英伦三岛受到欧洲大陆艺术垃圾的侵袭。当时的公众还未能接受现代艺术，认为现代艺术是一种粗制滥造，是屠夫式地扼杀艺术，指责弗莱是骗子、诈骗犯。画展之后弗莱发表了一系列评论与辩护性文章。如今，这些文章即使在英国也已经很难看到了，因为它们一般都珍藏在最好的图书馆里，而且是珍藏本不能外借。我已将这组文章全部译成了中文，收入即将出版的《弗莱艺术批评文选》中。因为这种身处现场的辩护，要比后来的哲学家们和美学家们所做的种种宏大的形而上学思辨有价值的多。尽管我自己是搞美学的，但我一直认为美学中的思辨是荒唐的。像李泽厚先生的“积淀说”所呈现的那样：形式怎么会有意味呢？因为形式里积淀了内容。这就如同说咖啡因怎么会使人入睡呢？因为咖啡因里有一种使人入睡的元素。思辨是属于17世纪、18世纪的，到了19世纪就已经被实证抛到九霄云外。可是，由于国内一直没有像样的艺术批评，因而美学尚停留在17世纪、18世纪的思辨水平。现场的评论永远要比事后的理论性总结重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杰•弗莱要比克莱夫•贝尔伟大得多，尽管弗莱自己并不缺乏理论性的总结，但他的总结总是在现场评论之后。弗莱为两届后印象派画展所写的评论，在我看来，是现代艺术史上，批评与作品之间的互动最为完美的联姻时刻，他的批评活动于是成为现代艺术史上最有价值的典范。这之后，直到1927年，弗莱才有机会专门为塞尚写一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成为他大半辈子研究塞尚所有心血与热情的总结。这本书的出版，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弗莱在现代艺术史、现代艺术理论与批评方面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当时欧洲最有眼光的作家之一弗吉尼亚•伍尔芙称赞该书是罗杰•弗莱最伟大的作品。

再说一下我与这本书之间的因缘巧合。2001年，我在剑桥大学作访问学者。而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是弗莱的母校。该院有个秘密社团，在每年新生中招募几名绝对的精英。之所以是秘密的，是因为不想使那些没被吸收进该会的才子们感到尴尬。新进去的人被称为“使徒”，而那些已经毕业或成为老师的人则被称作天使，天使是用来护佑使徒的。弗莱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每周六有一次活动，由其中一个成员发言，其他人批评，以此来训练智力与思想水平。

罗杰•弗莱即使在这群人当中也卓尔不凡，我选择他，第一是因为他是现代艺术史上公认的最伟大的批评家，第二是因为之前曾读过他一两篇文章，为其文风深深折服。于是我从图书馆找到了他写塞尚的那本小册子，薄薄的，只有80来页，是1927年的老版本。老版本在剑桥大学图书馆是借不出去的，只能在里面读，这带来诸多不便。但阅读这本书成为我在剑桥最愉快的回忆之一。那会儿我写有一篇札记，颇能见出当时的心境。札记不长，题为《每件事都要紧》：

随后，春天就来了。我刚到英国时，还是春寒料峭的天气，英格兰中部的天空浓云密布，狂风呼啸，常常突然间就洒下一阵冻雨来。Parker’s Piece 公园行人稀少，人们龟缩着脖子在公园对角线小径上匆匆步行，大风卷起他们长长的风衣下摆，只有几只乌鸦与鸽子还滞留在公园正中的路灯杆上。瑞金街（Regent ST）与公园坡地（Park Terrace）的转角有一家比萨店，那里还供应上好的意大利咖啡。初去剑桥，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我就只能寄居在泰尼逊路（Tenison Rd）上的一家B＆B（Bed and Breakfast），几乎天天走过这个公园，然后在那家比萨店吃中饭。现在，我不仅已经找到了满意的住所，而且早已开始工作了。我也已经熟悉了图书馆的环境。现在，我的阅读进度大大地加快了。我读得非常顺利，速度之快超过自己的想象。West Room是图书馆最大的阅览室之一，大约能同时容纳一两百人。我现在已经开始读Roger Fry的《塞尚》。对塞尚，我向来情有独钟。曾经有两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告诉我西方绘画没有什么，他们要等到塞尚以后才有写意文人画。那当然是一派胡言。可我倒真愿他们的话是对的。弗莱的这本小册子写得真好，很少有一个批评家会对艺术家抱有这样的热情，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拉斯金（Ruskin）对特纳（Turner）的感情了。

我已经掌握了保持较快的阅读速度而又不使自己感到过分疲劳的秘诀。我有意识地控制着读书的节奏，整个节奏随着阅读、摘录，及时记下匆匆掠过的思绪，最后是双腿重心的来回转移而得到微妙的调整和变化。我也不需要再到瑞金街上的那家比萨店去吃中饭了。图书馆里就有Tea Room，不仅供应茶点与咖啡，还有少量熟食，完全可以应付一下饥肠。茶室还是休息的好去处。我经常一面喝着咖啡，一面望着轩敞的窗外。那里，高大的树枝先是吐出鹅黄，然后一天天变成嫩绿，转眼间就披上了盛装。春天就这样来了。

春天的到来既使我兴奋，也让我感到郁悒，特别是在暮色四合，我步出图书馆大楼的时候。孤身一人来到国外，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笃悠悠地生活在脚不着地的半空里。而如今，我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要自己动手做饭吃。自从住进Link House，我就坚持自己动手做晚餐。第一个月的开支已大大超出了预算。我走过白丽尔小径（Burrell’s Walk），走过加莱尔旅舍小道，可是已无心去欣赏青翠欲滴的树篱，也没有心思去看两旁花团锦簇的景致了。只有从身旁的小溪里突然扑拉拉飞出的野鸭，才能打断我匆匆的步履。我还要去圣兹伯里（Sainsbury）超市买米、买盐、买油，还有做一顿晚饭所需要的一切。这些都是我在以前的生活中很少自己动手的事情。

拎着两只装得满满的塑料袋赶回Link House时，总免不了要向房东太太Susanne抱怨一番。我说，没想到现在每一件事都成了“事”，以前从来不需要为买菜做饭之类的事操心的。“Everything matters，”苏姗娜诡秘地微笑着说。

就这样，《塞尚》成了我在剑桥读到的最好的书，我相信我完全能够想象弗莱第一次看到塞尚的画时，是怎样一种心情。惊讶之余，我感叹道，艺术批评竟可以这样写。它不但完全没有学究气，而且还在表达出对塞尚无比热爱的同时，保持剑桥学派丝丝入扣的严谨性。当时，我就存了要把它译成中文的想法。但直到1989年以后，这一心愿才得以了结。

弗莱的书写得非常凝练，我译成后只得6万字，所以我为这本书做了大量注释，现在大家拿到的这部书有20万字。换句话说，我为这本书做了14万字的注释与评论，大多是以脚注的形式，少量则体现在导言与附录的综述上。(4)

再说一下译文。弗莱的文体是英语世界公认的明晰而优雅的典范，我在翻译它们时不仅存了一般译者会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小心，也存了一种想要竭力匹配其原文的野心，更存了一份不至辱没他在中文里的名声的戒心。为此，我一改平时的工作习惯，只在每天上午精力最旺盛的两个小时里做译事，两小时之后，则改做其他工作，以确保译文的语感不至于因为拖沓疲软而令人生厌。译著出版后，得到了不少师友的好评，这使我深感欣慰。但译事烦难，其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一定还有，这又是使我深感不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