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特现代美术馆

1965年，德国民主党和社会党进行竞选。竞选之初，两党旗鼓相当，任何一派都有可能胜出。但6个月过去，民主党却以4：1的优势完胜社会党。仅仅半年不到，如果我们想想不久前美国奥巴马与希拉里拉锯式的竞选状况，就会知道这种局面是令人困惑的。1965年的这次事件后来在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依曼那里，发展成一套“沉默的螺旋”理论。原来，当两党争执不清时，民主党（全称基督教民主党）却聪明地掌握了舆论机器，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意见气候。也就是说，让大家都说你坏。对于我这样识大体的屁民们来说，这种局面下，自然就不能再说一个好字了。诺依曼在纳粹德国时期，是一名宣传小兵，熟稔纳粹宣传造势的方法。她的理论告诉我，当所有人都说好时，并不是他们都坚信这是好的，也许不少人背过脸去就开始骂你。反之亦然。所谓的意见气候，无非就是站在河边撒尿，随大流的想法。

因此，作为一名需要经常谈艺术的人，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回避关于艺术好坏的问题。我觉得谈论艺术的好与坏，是政府官员的事。比如说，经常传来文化部的某位官员大批当代艺术为民族抹黑，为国家丢脸，是彻头彻尾的坏分子。也有学者不知从哪里论证出来，当代艺术背后有西方资本主义的黑手。这些问题都很严重，远超出单纯的好坏。我只想解决一些艺术的小问题，而“好坏”问题往往上升为国计民生的大讨论，所以还是少谈为妙。

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因为我天性的迟钝。所谓坏，还有另一层小聪明的意思。作为父母，谁都不喜欢别人说他的孩子老实。如果说是坏小孩，爱耍嘴皮子，爱耍小聪明，他的父母反倒觉得中听，孺子可教，以后是做生意的料。男女谈恋爱也是一样，姑娘说，你坏，就说明这事儿很靠谱了。因此，“坏”完全取用的是褒扬的意义。至于坏艺术，也是这个道理。不少人都在说坏艺术，但我却没有听见有谁说一说它坏在哪里。由于迟钝，过很久才明白，他们不过是想拿“坏”竖一块牌坊，在所有人都往河边撒尿时，他也积极地贡献一泡。这就是在大时代的背景里，被称为“鞭尸批评”横行的缘故。

对于第二种坏，我觉得比那些官员们的批评更可怕。这里面有很多“伪道学”的架势。既然你认为是坏的东西，就应该把这种“坏”说清楚。否则长此以往，外行的人还以为我们作人文学科的，没有一点逻辑实证的精神，充其量是标题党造噱头。那么，如果刨除了一些道德上的指谪，谈坏艺术的“坏”，比谈坏艺术的“好”更耐人深思。

说起坏，大家立马会想到被公认为“坏小子”的达明•赫斯特。他做了很多让人震惊的作品，比如把猪、羊、鲨鱼之类剖开，泡在容器里，他甚至还想把自己的老祖母一刀切了。这实在耸人听闻。当我们在震惊之余，谈论他的坏时，能否清楚地知道这种坏从何而来？首先，它有无与伦比的美学形式，被剖开的动物尸体飘浮在深蓝的福尔马林溶液里。在观赏它时，如果静下心思，竟然有一种奇特的审美快感。而这种观感，在康德那里，被解释为崇高，一种在恐惧之中诞生的敬畏之心。再者，它也有它精神上的存在理由。如果你是一名教徒，你会不自觉地把赫斯特的作品联想为某种仪式。因为在《旧约》中，上帝与人类的立约条款十分明确，就是把献祭的动物都切成两半。这种很奇怪的文明使得赫斯特的作品，带有神圣的意味。但是，问题在于，它坏在哪里？仅仅是因为它被千夫指，万人骂吗？

如果说赫斯特的例子不够典型，因为它还是符合了一些审美的要求，那我还可以举一些所谓的坏艺术。上个世纪60年代初，皮耶罗•曼佐尼的一件作品是，先拉出五斤足的大便，再分装在90个罐头盒里展出。这个作品可以说既不美，也不好，具备坏的品质。后来泰特博物馆收藏了其中的一盒便便，花了高昂的代价，合计起来一克屎比一克黄金还贵上几百磅。可惜的是，曼佐尼死的早，无福消受这个现代版本的拉屎成金传奇。但你要说他坏，那可不一定。就在前几年，一个比利时艺术家甚至造出了一台拉屎机器。只要把白菜叶、烂土豆一股脑丢进机器里，片刻就拉出货真价实的大便，又臭又哄。以前曼佐尼憋仨月才出来的东西，那台造屎机里顷刻便遗矢数斤。相对而言，曼佐尼的大便不仅称不上坏，还应该说它高雅。它在哪里又是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