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阿基米德口出狂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地球！”但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那样一个“支点”，因此，这不过是一句疯话而已。一百多年前，凡高说：“我越是筋疲力尽、生病，成为一个古怪的人，我就越是一个艺术家——有创造力的艺术家。……人们有一天总会了解，我的画的价值，要比我花在画上的颜料价钱以及我的生活费用高得多。”讽刺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真正的疯子成为了历史的预言家。
当我们回头细数美术史的时候，类似的魔咒式的预言时而浮现，那些“坏”的艺术更是屡屡经历令人瞠目的际遇，而艺术家本人也随之变得扑朔迷离。他们是艺术史的内部发动机，或者说“坏”艺术成为了阿基米德的支点，它强大的颠覆性力量不断改写着艺术史。
然而，什么是坏艺术，由坏到好之间又是谁在评判？如果，我们还在为当下的艺术之“好”与“坏”眼花缭乱时，那就先遁入历史吧，我们将要去看一看，艺术如何才能坏的离奇，坏的登峰造极。
坏与好是判断事物最简单也最直接的方法，正如小时候我们看电影，很自然就把主要人物归为两类，好人和坏人。正因为简单也就不免存在极端与武断。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艺术能不能以“好”、“坏”区分，而宁愿将其看做是一种看现象的轻松有趣的角度。因为，在艺术史中确实有那么一些曾经不太讨人喜欢的艺术家和作品，有的艺术家在世时已经功成名就，相反有些艺术家却与争议甚至辱骂相伴一生。然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历史性的惊天大逆转不是针对那些已经被送进博物馆或收藏家密室的作品，恰恰是那些当时被认为顶坏的艺术。“坏”艺术在历史的评判中经历了什么？最终能被平反昭雪“坏”艺术有没有共性？几个艺术史中的经典案例。
拿破仑三世的马鞭抽了谁？
1855年，法国巴黎万国博览会与一年一度的沙龙画展共同举行，拿破仑三世兴致勃勃地亲往参观。当他走到库尔贝的《浴女》这幅油画面前时，眉头紧皱起来。画面上的裸体女人毫无高贵和优美可言，形体粗鄙，更像是一个乡下人。在拿破仑三世看来，如此高雅的艺术盛会竟然有此不堪入目的败笔，真是有辱斯文、大逆不道，忍不住扬起手里的马鞭，狠狠地在“浴女”身上抽了一鞭。但是，库尔贝丝毫不会因为当权者的趣味而改变自己的艺术，既然自己的作品在博览会落选，他就在官方展场的对面另搭了一间棚子，一并展示自己的50余件作品，并冠以“现实主义画展”之名。
与拿破仑三世的愤慨相比，波德莱尔反倒认为“库尔贝是一位强有力的创造者，一个叛经离道有耐心的意志坚强的人，他取得的成就比安格尔更有魅力”。库尔贝所代表的现实主义坚决而不容置疑地将艺术从飘渺的幻境拉回人中间，从此，人们从那些现实朴素的人和场景中受到了新的启迪。当库尔贝的那些“坏”的画作逐渐被人赏识，连当年的拿破仑三世也要来凑热闹，要给他颁发荣誉勋章。但是库尔贝拒绝了。他给法国分管文艺的大臣写了封公开信：“我已经五十岁了，我一直是自由地生活着……当我死后，人们应该说除了自由制度外，他从未从属过任何其他制度……荣誉不在于一枚勋章。”那个不可一世的法国皇帝如果读了这封信，会不会也有被抽的感觉呢！
马奈与落选者沙龙</STRONG>
1859年，马奈首次向沙龙送去作品，但被评审委员所拒绝。1863年，他的大幅油画《草地上的午餐》以“有伤风化”的罪名又被拒绝；而且，很多相对前卫的艺术家的作品也落选了。大家表达了对于官方这一做法的强烈异议，以致于最后惊动了拿破仑三世，他作出了一个不怀好意的决定，于是在4月24日，在官方机关报《莫尼都尔》上便出现了如下的宣言：“关于因展览会审查员而落选的美术作品，许多异议和抗议传到皇帝陛下耳里，皇帝决定将这些异议和抗议的正确与否交给公众评论，还决定落选的作品可陈列在安丢斯托丽宫的另一场所里”。其实，拿破仑是想以此来证明落选的作品是如何的糟糕。但是对于艺术家而言，不管他的初衷如何，能够展出作品最为重要。因此，他仿效当年库尔贝的做法，结合一部分落选画家，举行了《落选作品展览会》（落选沙龙）。对于这些作品，舆论褒贬不一，狂热的吹捧和刻薄的讥消都达到空前的水平。尤其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是本次展览的重要批评对象，批评者也包括拿破仑三世在内，他认为这幅作品是淫亵的。但对于另外一些有叛逆精神的人来说，马奈不但可以接受而且更证明了他们与时俱进的观点。当时的一个前卫记者阿斯特吕克勇敢地写道：“马奈！他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人物中的一个，他的天才有惊人的决定性的一面；有一些反映了他的天性的尖锐的、严肃的与有力的某些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