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湖北雕塑艺术的拓展</STRONG>
当湖北雕塑艺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的时候，1966年进入了“文化大革命”，雕塑教育停止了招生，但很有意思的是，当一门艺术种类产生和发展了之后，无论在什么环境之中，它总会找到适合生存的空间。在“文化大革命”10年中，雕塑艺术反而还有“用武之地”，形成了红色雕塑的政治符号。1977年以后，一切都在复苏，改革开放，国门大开，大家感到中国雕塑艺术充满了希望。国外当代雕塑艺术的引进，与中国雕塑艺术的渗透与冲击，使雕塑艺术形式多样化，雕塑语言得到扩大，湖北雕塑也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势头。
（一） 表现歌颂时代性的主题雕塑
孙振华在《毛泽东时代雕塑中的身体政治》中指出：在这个时代的雕塑中，最常见的题材就是领袖像和革命先烈及英雄的塑像。这是雕塑的一个崇高的任务，也是一个漫长的塑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雕塑艺术积极参与了一个宏大的，神圣目标的建构，在构筑一个神圣祭坛的过程中，雕塑承担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湖北这时的雕塑创作大多集中在歌颂领袖和英雄，赞美新生活、建设者的主题上，雕塑品种和样式强调普及性，在民族化和大众化上开拓了发展的空间，配合党的文艺政策，起到宣传、教育功效，达到文化育人的目的。“文革”十年，“极左”思潮限制、误导了创作，但雕塑家还是创作出一些好的雕塑作品。
王福臻创作的《毛泽东在湖南》、《五二零庄严声明》；汪良田创作的《孙中山》、《毛泽东》、《贺龙》；张满汉创作的《董必武》等作品都是塑造领袖人物的形象，雕塑作为政治问题的重要性在这里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
革命先烈及英雄的塑像作品在湖北也很普遍。汪良田创作的《在毛主席身边》、《珍宝岛的英雄》、《红军战士》、《工农兵》、《雷峰与儿童》等多件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英雄的雕塑作品。特别是汪良田创作的《在毛主席身边》，由人民大会堂湖北厅收藏。刘开渠曾评价：“《在毛主席身边》（汪良田作），是描写毛主席和蔼、亲切地指着一本书，给一个小红军看，“小鬼”亲热地紧贴着主席所指的地方。这是一个生活的片段，但却深刻地体现毛主席是怎样关怀下一代的成长；新一代的人，是紧紧地依靠毛主席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学习，锻炼成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这作品的情节动人心弦，意义深长，艺术构图合情合理，能准确地标明主题内容。”[3]
这时期还有一批作品大都由各种创作组完成，一般有固定化意识形态模式来表现歌颂时代性的主题。这些创作组常由中青年雕塑工作者执刀，有实力的专业美术工作者在技术上予以支持。王元柳主创武汉青山武汉钢铁公司厂前的《毛泽东像》，朱达诚主创华中科技大学广场的《毛泽东像》，詹定国主创汉口武汉剧院的《毛泽东像》。张一波1971年在武汉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创作《农民运动好得很》等一批主体雕塑。这一类作品有正式的展览和出版渠道，并获得新闻出版物的广泛宣传。此后，湖北省更注重了对于专业雕塑家的利用，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时的雕塑创作，培养了后继人才。
（二）普及中提高的大众雕塑艺术</STRONG>
雕塑形式广为传播，而且为群众所接受，群众参与程度高。全国性雕塑展、地方雕塑展与各种纪念性展览借助了强大的政策威力与有效的行政手段，发动面广，征集作品多，与群众美术运动两相呼应、共同发展，形成这一时期中国雕塑的一大景观。雕塑家纷纷走出工作室，来到工厂和农村，与工农群众一起创作雕塑，湖北黄陂农民泥塑活动就是这样诞生的，并创作出了一大批质朴动人的雕塑作品。
1973年仲秋，经省美工队画家陈立言的介绍，湖北艺术学院雕塑专业老师汪良田、张祖武和李正文来到黄陂县木兰山下的铁屎墩体验生活，创作雕塑作品。利用在农村体验生活机会，以师徒形式培训了农民李托师、朱永清和张绪庆，创作出《红车》、《日冠》、《女队长》、《贫穷》等七件小泥塑作品。作品在学校展出，使土气的载体和土气的题材巧妙结合，让泥土有了生命，让观赏者不自禁地沉浸在返璞归真的愉悦与陶醉中。1973年10月底，在黄陂县文化馆举办了首批农民泥塑训练班，共有来自11个公社的11名学员。培训后，农民泥塑学员马上动手创作。泡桐公社宣传委员陈继光率先制作了《泥塑担》，《泥塑担》塑造的是农民的家史、翻身史、地主罪恶史，与农民的生活经历戚戚相关。当泥塑担挑到村头田边巡回展出时，农民有的感动得泪流满面，有的老农用手中的拐杖，气愤去敲打（泥塑）坏人。一时间各村都出现了《泥塑担》、《泥塑蓝》、《泥塑陈列室》等不同形式的泥塑创作和展览方式。
黄陂农民泥塑一出现，就成为人人都能参与的艺术活动。由于农民泥塑塑造的是神态各异的形象，这些古拙的、温厚的、泥土的人物呼喊着、奔涌着，扑面而来，在那极度缺乏文化生活的年代，它使人们的视线不由自主地跟随它走近了乡村、故土、童年、父母……以及很多很多透视生命本源的地方。短短的2年，到1975年黄陂县农民泥塑骨干发展到500余人，遍布13个公社和部分中小学。为了提高农民泥塑水平，除了湖北艺术学院雕塑专业老师汪良田、张祖武、李正文和安志今外，湖北省美工队的王福臻、朱达诚，冯今松、唐小禾、程犁、张汉蓉、陈立言、蔡迪安等；湖北省博物馆王元柳等；同时中央美术学院的钱绍武、司徒杰、郝京平、盛杨、王克庆、张德华、曹春生等；以及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王学东、王保东等雕塑家和画家前来指导。名师的指点使黄陂农民受益匪浅，创作功力突飞猛进，创作水平日渐提高。
黄陂农民泥塑，这是一个农民手指之间的艺术世界。黄陂农民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不再平淡和枯燥，用心地观察生活，体味生活，发现着生活的多姿多彩和农民的精神风貌，一批创意精美、造型夸张、充满泥土气息的作品诞生了。如项金国创作的《人定胜天》、《书记办公桌》，傅中望创作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陈育村创作的《村史》，朱木清创作的《送崾子》，李艳娥创作的《志比石坚》，陈德新创作的《银线连起来》、彭发生创作的《雨夜擒敌》等等。从田埂走来的农民的手中，使我们脚下卑贱而沉默的泥土突然有了言语，有了动作，有了和观赏者们眼神的沟通、心灵的意会，也就从此有了生命。
黄陂农民用自己的泥塑艺术留下了历史记录，1974年黄陂农民泥塑60件作品在湖北省博物馆展出。1974年湖北电影制片厂拍摄了《泥塑担》新闻纪录片，在全国播放。1975年孝感地区文化局出版《农民泥塑》专辑。1975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黄陂农民泥塑》。1976年湖北黄陂和四川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农民泥塑·工人雕塑” 作品展览，共有60件雕塑作品。黄陂农民泥塑更造就了项金国、傅中望、陈育村、李三汉等一批湖北专业雕塑家。
（三）反映审美意识的雕塑创作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艺术的春天到来，雕塑艺术不但应为政治服务，也应有审美的功能，所以好的雕塑作品，不单单只有主题的表现，更应具有形式美，要求以形传神，使人们在艺术观赏中受到艺术美的熏陶，又获得思想美的教益。
刘政德创作的《盲人摸象》、《叶公好龙》、《知音》、《三个和尚》、《猎人争雁》、《掩耳盗铃》、《磨杵成针》、《自相矛盾》等惟妙惟肖的系列寓言雕塑，钱绍武在《谈艺杂记》一文指出：“就以刘政德同志的创作为例吧，他找到的题材大部分来自中国古老的‘民间寓言’。他抛弃了激昂慷慨、直来直去和盘托出来的方法，甚至舍弃了一度学得熟练的‘罗丹式’手法，采取了幽默含蓄、古拙、高度概括而又情趣盎然的秦汉遗风。当然是又经他改造了的。”这些作品，大部分都以古朴浑厚、概括洗练的风格，诙谐幽默、情趣盎然的艺术语言向人们诉说其中深邃的哲理。每一件雕塑作品，个个都是栩栩如生，其构思也非常的新颖、巧妙，独具匠心，别有一番风情，令人沉思、发人深省。这些造型古朴、生动、淳厚的雕塑，能够给人们，尤其是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欢乐趣味和很好的教育启迪。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杨约翰先生在《1949年后的中国公共艺术》一书中评价：“湖北美术学院教授刘政德便是一个用20世纪石刻美学和技术来探索传统主题的好例子。他所创作的有道德教育的历史神话便是现代与传统的神奇结合。”
王福臻创作的石雕《春天》，塑造了一个清秀洒脱，微眯双眼，略露甜笑，细发束束迎风飘动的少女。张满汉和鄢云创作的大理石《香溪》昭君塑像，昭君右手捏发，左手拈花，弯腰梳洗，俯视水中倒影，其势态呈现出少女娇娜的身姿，温润的肌肤，端庄的神采，外形与内在美高度谐和。朱达诚的雕塑《三个和尚》，以三个相偎的和尚，一个倾倒的空桶为造型，三个和尚或老、或少；祥睡的、倦意的、萎缩一团的，人们品味个性相异的形象，发现惰性，从中获得某种生活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