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作为世界文化潮流的超民族主义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组成单位逐渐扩大，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组成单位的大小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或落后的首要标志，而其不断扩大或人类文明不断进步的动力来自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自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开始，人分男女，性别是人类的首要自然属性也是人类的基本社会属性。亚当与夏娃结合并生下儿子塞特之后，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家庭成员，家庭是人类社会群体的基本单位。在原始社会，每个人又都是氏族的一员。进入奴隶社会，阶级出现了，阶级成为人的重要社会属性。随着国家的建立，人类社会组成单位进一步扩大，国别属性(相当于现代国家中公民的国籍)成为个人社会身份的重要标识。由于国家基本上是建立在民族基础上的，因此民族与国家具有同义性。事实上，在西方，国家和民族原本就是一个概念(nation)。除了民族或国家之外，根据肤色划分的种族是人类最大的组成单位。

在性别、家庭、氏族、阶级、民族(国家)和种族等社会组成单位中，民族或国家是与每个个体生命最为密切的利益共同体。迄今为止，民族是人类生存的最坚强的依托，人类为生存和发展所进行的种种政治和经济活动莫不以民族为单位，不管是人分九等还是自由平等博爱，都是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实行的社会生活法则。民族战争往往是比阶级斗争更为残酷的生存竞争和更为血腥的生命浩劫。个人与民族的关系不仅是休戚相关，而且是生死与共。个人的命运与民族的兴衰密切相关，在危机时刻，尤其是战争时期，为了民族的生存，古今中外历史上涌现过很多“舍生取义”的民族英雄，而那些智慧超群、才能过人并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伟人总会受到全民族的拥戴。由于生死相依的密切联系，一个民族(国家)的所有成员不仅有着趋同的社会行为，甚至会产生趋同的观念意识，这就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也就形成了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对民族的依赖，铸就了每个个体的民族主义集体意识。

虽然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世界各民族的先哲都有“世界大同”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想，但在生产力水平远远难以满足人的物质欲望、特别是各民族政治经济发展不同步的情况下，这样的理想只能称之为“乌托邦”(Utopia，“乌有之乡”)。18世纪60年代肇始于英国，随后在法、德、美等国开展的工业革命以及世界市场的日益扩大为人类实现“世界主义”理想提供了现实基础。

歌德在1827年1月第一次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在与爱克曼的谈话中歌德说道：“民族文学在现在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他早日来临。”当时的他就意识到由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人类在阔步前进，世界关系以及人的关系的前景将更为广阔”。他在《论文学艺术》一书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普适价值观：“人的普遍的东西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存在，但如若是以陌生的外表，在远方的天空出现，这就表现不出本来的利益；每个民族最特殊的东西只会使人诧异，就像我们还不能用一个概念加以概括的，我们还没有学会把握的一切别具特色的东西一样，它显得奇特，甚至常常令人反感。因此，必须从总体上看待民族的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看到和判断出，是丰富还是贫乏，是狭窄还是宽广，是根底深厚还是平庸肤浅。”

继歌德之后，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更明确地宣告了“世界文学”产生和世界文明趋同化的历史必然性：“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或消费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有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式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资产阶级，通过对所有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通过极为便捷的交通工具，将所有的，即使是最不开化的国家拖入文明。便宜的货物价格是它用以摧毁整个中国城墙，亦即用以迫使那些对外国事物怀有强烈和顽固的憎恶之情的野蛮人放弃抵抗的重炮。它迫使所有国家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如果违背就以灭绝作惩罚；它迫使它们将那个叫做文明的东西引入到它们的国家……一言以蔽之，它要按照它自己的形象创造一个世界。”

恰恰就在马克思描绘出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之后，20世纪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生命浩劫，而作为战争罪魁之一的“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t，有人错译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Nazi)使民族主义变成了令人最恐惧的恶魔。如今，尽管在德国和奥地利社会中仍存在“新纳粹主义”势力，但它会受到政府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坚决抵制。

有道是“文明总是诞生在血腥的产床上”，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硝烟散尽之后，欧洲交战各国吸取战争造成的生命大规模毁灭的教训，化干戈为玉帛，迅速走向了联合。从“欧洲共同体”(1957年建立)到“欧洲联盟”(1993年诞生)，欧洲完成了从经济到政治的一体化进程。欧洲步入了超民族、超国家的社会。曾经兵戎相见、你死我活的不同国家的民众如今亲如兄弟、同舟共济。各国之间没有边防、没有海关而能畅行无阻是我等外国旅居者在欧洲旅行时感到的切身便利。对于欧洲人来说，欧盟不仅仅意味着国与国之间有形屏障的消除，更意味着各国民众之间精神的交融和价值的认同。当然，欧洲人之所以能够较早萌生世界主义意识并最早结成跨国联盟，是建立在相同的文化、语言根源、宗教信仰、世界观和思维方式之上。

欧盟的建立为全世界树立了超民族主义生活方式的榜样，而真正使超民族主义价值观念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的直接动因则来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全球经济一体化。除了相同商业产品的消费，交通和通讯技术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便捷的人员往来和信息共享也为各国民众的超民族主义文化意识的形成提供了现实条件。正是由于交通和信息技术的空前发达使得地球变成了小小的村落，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到地球的狭小，也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地球的脆弱。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良好的生活质量，也给人类的未来生存带来了空前的威胁，诸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物种剧减和生态失衡等灾难正是工业文明的负面效应，而这些危机却不是一个或少数国家所能孤立解决的，要想求得个体和民族的生存需要全人类的同心协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超民族主义是人类一种新的实用主义生存策略。

作为世界主义的缔造者，又由于早就拥有了超民族、超国家的生活经验，欧美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生存环境中游刃有余，而像中国这样曾经长期保守的国家则可能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花费更多的学费才能掌握全球化条件下的生存本领。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艺术既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又表现出同质化的趋势。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馆长爱德贝尔特·柯普(Edelbert Köb)教授写道：“放眼世界，经济已经通过商品一体化过程达到了一种世界大同，艺术也在寻求世界大同，这将是必然的结果。带有鲜明特征的民族文化和艺术将被归纳到民俗学的范畴。”[爱德贝尔特·柯普：“奥地利抽象绘画展前言”，《美术观察》，2005年第6期，第115页。]

阿瑟·丹托在《美的滥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今天，无论怎样与世界相隔离，艺术世界都是一个单一的巨大共同体。也许，这是因为意义的存在定义了艺术，而意义不需要任何特殊的语言。他们被体现在超越了在其他方面把我们分开的语言的对象中。”

在笔者最近翻译的英国评论家朱利安·斯塔拉布拉斯所著《当代艺术》一书中，作者写道：“(在当代艺术中)现代主义线性、单向、白人和男性原则彻底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多元、多向、彩虹般多色人种、由实践和语言组成的碎片般的复杂景观。”的确，此前由西方人撰写的“现代艺术史”是一部主要由西方白人男性艺术家组成的历史，因此我们在翻译出版这类著作时往往会增加“西方”二字作定语，而在近些年西方艺术史论家撰写的关于“当代艺术”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亚洲和非洲、黄种人和黑种人在内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种族的艺术家的创作。在斯塔拉布拉斯的《当代艺术》一书中就辟有专门章节介绍中国和古巴的当代艺术状况，出现在这本书中的中国人除了艺术家谷文达、徐冰、王广义和王晋，还有批评家栗宪庭、高名潞和侯翰如。该书作者还以他2002年在香港看到的“第九届全国美展”部分作品展中王宏剑的描绘民工在月光下等待乘车回家的绘画《阳关三叠》和郑艺的描绘粗俗不堪、在阳光下微笑的农民肖像《凡心已炽》为例，指出了中国一些主流艺术作品不能进入当代国际艺坛的原因：“由于缺乏应有的西方参照对象(实际上在西方也有一些同类创作，但包括印象主义在内，都是较为陈旧的风格)和非功利的追求，它们全都带有某种宣传功能，这样的作品与西方作品迥然不同，因而在全球化的艺术系统中难为人知。”我们看到，超民族性已成为当代艺术的重要判断标准之一，换一句话说，当代艺术无国界。

超民族主义艺术意味着在艺术家个人与世界之间再也没有中介群体，意味着个人的独立和相互之间的平等，它尊重个体生命的价值，鼓励个人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同时标榜人类文化价值的一体性。超民族主义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潮流，虽然对于刚刚结束阶级斗争，等级观念、性别歧视现象仍有普遍存在的中国社会，超民族主义暂时还只是少数文化精英的“超前”追求，但可以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全球化进程的不可逆转，中国人会越来越普遍、自觉地认同超民族主义文化价值观。我认为，超民族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