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印尼当代艺术的实践活动，由毕业于万隆和日惹的艺术家领导和发起。这两所学校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时期成立。但是当时的印尼现代艺术孤立于国际艺术的脉络之外的原因可能也于此有关，当时政府和艺术机构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保护经典艺术，尤其是古代艺术上，另外的一个要素可能是现代美术博物馆的缺失，还有缺少美术史和美术批评的教育课程，艺术类杂志和批评性质的文章和出版物的缺乏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所有的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得现代艺术无法向公众展示他们的现代性探索，这就造成了现代艺术在当时印尼的苍白无力的处境。

LEKRA当年刊物

年轻艺术家奋起改变这种状态肇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的新艺术运动。被视为楷模的新艺术运动产生的具体原因，是艺术家已经开始不满意于当时政府的艺术资助制度和学校教育现状，这样的现状是苏哈托建立新秩序的文化政策的产物，而LEKRA（印尼共产党的文化组织）所推崇的带有批判风格的左派艺术作品当时有幸被保留了下来。LEKRA组织下的艺术家，控制了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创作主流，但是随着冷战中国家政治关系的转向，他们又必须面对国内政治气氛变化的残酷事实，这样的现实压制了他们的艺术创作。他们大部分的艺术创作被摧毁，只有一少部分被支持者保留和隐藏起来，许多艺术家被边缘化、被关押甚至被杀害，有的逃亡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万隆的艺术学校的艺术家开始创作趋向于正规和抽象风格的艺术作品，这些作品被认为是中立的。

苏哈托政府创建了很多新的文化机构，像在27个省会城市兴建的文化公园，他们隶属于雅加达的文化部和教育部。在1972年，Taman Ismail Marzuki或者叫做Ismail Marzuki的文化公园在首都雅加达建立，土地原来的主人是艺术家Raden Saleh，这座文化公园被当做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们开会交流的场所，也是可以用来规范和控制艺术家行为的机构，其中设有一个表演中心、一个画廊、一个电影院。这座文化公园由隶属于雅加达当地政府的雅加达艺术委员会（Jakarta Board of Art）管理。

这个委员会还资助文化公园的活动和艺术计划，就在公园的附近，雅加达艺术学院（the Jakarta Art Institute）建立起来以制衡已经在日惹和万隆成立的艺术机构。苏哈托政府还创建了很多专注于“教学”的艺术机构，这些机构遍布全国主要城市。在雅加达北部的安可是著名的旅游城市，当地的政府为这些学院背景的艺术家提供了空间让他们一起和商人工作,用以促进发展艺术品市场，所有的这些艺术机构都致力于发展和创作一些苏哈托政府倡导的艺术风格作品。而那些具有强烈的批判或者煽情风格的作品、反映国家丑陋不足的作品、还有社会现实主义倾向的LEKRA的作品、有破坏国家团结嫌疑的作品都被苏哈托政府压制，然后渐渐的淡出公众的视野。

新艺术运动（GSRB）成员是印尼第一代直接或间接接触国际当代艺术的艺术家，尤其是来自美国波普艺术和西欧博伊斯和激浪派艺术家的观念艺术。这个组织的成员从图书馆中的国外杂志和书籍上阅读了关于这些艺术运动的文章，或者从在国外学习的同行那获得这些信息。新艺术运动的第一个展览是1974年在Ismail Marzuki文化公园举办的，这个展览旗帜明确的揭示了大众文化与学院精英文化的对立。这些大众文化的作品用装置、行为、偶发艺术、综合材料、多媒体等等艺术形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直指政治权力、军国主义、社会现实和人民的困境。这些作品中的元素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他们用纪实图片或者挪用过去和现在流行文化符号来进行创作。新艺术运动总是不停地在批评家或者理论研究界掀起争论，这些争论主要集中在对他们创作态度的指责上——粗鲁的、庸俗的、不计后果的、没有深入思考的、没有文化根基的等等，这些形容词被经常拿来形容他们的作品，人们更多的焦虑可能是害怕60年代的政治动荡又会来到这个国家。

如同之前的很多艺术运动一样，新艺术运动在1979年举办了最后一次展览之后被解散了。但是不结盟运动却为这些艺术创作将来的萌发奠定了基础。新艺术运动出版的图书著作，使人开始认识到印尼社会文化的多元化，也使得他们认识到对艺术作品的理解需要多元化标准，印尼是过去与现代文化、东方与西方文化互相交织影响并且平行发展的地方。苏哈托的错误可能在于要强行证明一个“Cultural Peaks（文化主流）”的存在，而在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裹挟下的大众文化艺术已经慢慢地渗透到了印尼人的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