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要区别价值观的个体性与共同性。价值观本身与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性没有直接的关系。价值观里面有个体性，价值观里面还有共同性。前面讨论到，价值观作为一种文化状态下的存在，必然造成其不纯粹性和复杂性。不纯粹性和复杂性主要原因就是个性化要求。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价值观对于个人，特别是对于艺术家个人来说就是个体的自由表达和个性的自由。所以个体性是价值观很重要的一个考量依据。价值观的个体性还有价值个体彼此之间的共同性，这些考量依据是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性相区别的。价值观的个体性体现出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精神生活丰富和鲜活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价值观的形成和展开来自于具体的艺术活动，来自于对中国艺术现实的反应，不是人为操作和预先控制的产物或者是预先能够组织、制造的产物。因此，所谓通过文化行政手段来梳理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和价值观的思路，只能是一种国家文化的策略。这种国家文化的策略，应侧重在归纳和梳理，而不能够侧重在刻意的制造和推广。

最后，中国当代艺术价值观的形成，我们要看到它的长期性、发展性和多样性。对于今天中国艺术来说，我们吸收了那么多西方的艺术流派、艺术媒介、艺术思想，包括我们吸收了那么多先进的展览运作、策划营销的模式，这种合和之后更重要的是能够再生，即如何能造血，自我造血。我曾多次提出中国当代艺术其实是在经历着合和与再生的重要过程。[18]这不仅指传统文化资源的整合，也指西方现当代文化资源的整合。所以这种合和不是一个简单单方面外在的拼接，而是一种内在的化合。这个化合本身就是一个过程，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同时，它应该展现更加广阔、更加丰富的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精神体验。所以它在价值样态上应该也必然是多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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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拙文首发于《批评家》第2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后国内各专业艺术网站转载。

[②] 参见《叙事中国——第四届成都双年展图录》，河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7月版。

[③] 同上。

[④] 张晓凌《再塑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中国当代艺术走出去”现状反省及战略构想》，《光明日报》2009年3月12-13日。

[⑤] 关于对被无限放大的当代艺术的深切担忧，正是本文开始时提到的上述拙文的主旨。参见本文注1。

[⑥] 关于这个背景的更详细情况，请参考拙文《本土情境与全球话语：一个中西方二元对立的预设？》，《艺术新视界——26位著名批评家谈中国当代美术的走势》，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⑦] 参阅2009年初“99艺术网”等网站关于“灵魂的冬天”的争论，及朱其、沈其斌在《艺术地图》2009年第4期（总第22期）上的“当代艺术的灵魂问题”的对话。

[⑧] 见高名潞《意派论：一个颠覆再现的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书名及其书中内容。

[⑨] Anderson, Beni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中译本：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⑩]笔者在6、7年前就曾对中国不少艺术界学者在面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时候，总是人为地把文化摆到了一个静止的、不动的结构里来看待这种思维模式，提出了批评建议，现在看来，在价值观问题上，国内艺术界的一些观点也存在着类似的危险。参见本文注6。

[11] 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北京第1版，第425-426页，第431页。

[12] 《左传·宣公三年》，转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

[13] 参阅葛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发展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

[14]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第134页。

[15] 参见本文注2。

[16] 参见王林《除了既得利益，我们还剩下什么——中国当代艺术二十年祭》，《上海文化》2009年第3期。

[17] 参见高岭《中式意识——审美营造的当代复兴》，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展览地点为北京今日美术馆。

[18] 例如，参阅本文注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