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们这个愈来愈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已不太容易找到像“水墨问题”这样纯粹的中国问题。

“水墨”、“水墨画”或说是“水墨艺术”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它在我们这个急速市场化、世界化的时代，还算得上是某些本土价值观的最后载体，它提醒我们注意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性，并以自己的存在方式来强调民族文化认同和民族意识培植的现实和历史意义，重要的是它还关乎我们的民族文化进入世界文化格局的方法、策略和途径。

“水墨问题”之所以中国，而且纯粹，是因为局外人很难理解几乎是一个世纪以来我们争论“水墨问题”时的那份执著和热情。而与我们文化差距太大的西方人，更是难以从水墨中感悟到那些我们可以很容易心领神会的东西。

虽然时下有些水墨画展事和水墨艺术活动被冠以“国际”的名号，但那充其量不过是国际华人的活动或聚会，与同样有着悠久传统的西方艺术（传统的和现代的）对世界文化的覆盖性影响不可同日而语。这种情况早在10多年前关于“水墨问题”的激烈争辩中即有论者指出，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两点在当时获普遍认同：一是我们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尚不足以引起世界对水墨画这一东方独特艺术样式的关注;二是水墨画自身缺乏现代品格和气质，无法和当代西方文化在同一层面上对话。

毫无疑问，现在这两方面的情况均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且不说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早已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仅亨廷顿（SPHuntingtOn）关于未来世界政治轴心可能是“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的论断，就足以扭转一些西方人士对非西方文明的态度，中国内部发生的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变化也因此而日益引起外部世界的关注。

另一方面水墨画自身的变化更加令人鼓舞，80年代勃然兴起的对传统水墨画革故鼎新的艺术实验活动，在90年代逐渐会聚成一股强劲的艺术潮流，勇于探索和创新的艺术家们在水墨实验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摆脱了“85新潮美术”泛观念化影响的年轻艺术家们，更愿意将水墨画当作有现代文化品位的艺术样式，用水墨性话语来直接呈现个人当下的感受和体验，对当下社会人的生存状况作出反应。

对水墨形式技法的探索逐渐演变为自觉的艺术语言实验，水墨性话语因此而逐渐与中国社会的当下文化语境契合，许多个性化的作品亦因此而获得了撞击现代人心灵的视觉冲击力。至90年代后半期，更有一些实验水墨艺术家开始谋求更加开放的水墨艺术空间，并积极争取水墨性绘画对当代观念问题的发言权。

变化确实激动人心，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水墨问题”已经国际化。“水墨问题”依然是一个中国问题。尽管观众可以在此次展览中看到一些活跃于国际画坛的艺术家的水墨作品，还可以在本图册的艺术家简历中看到许多艺术家参加国际性艺术展事的记载，但从国际艺坛的总体格局来看，中国水墨艺术的边缘位置依然显而易见。当然，上述变化多少表明水墨这个中国问题已不再那么纯粹，与西方当代文化在同一层面上的对话和交流已经开始，已有不少西方人士对当代中国的水墨性表达所蕴涵的精神、人性和智慧感到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事实上“水墨问题”的国际化从来都不是我们的目标，水墨艺术在国际画坛处于何等位置也并非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个自己的文化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如何?而这正是我们策划本次展览的初衷——通过对80年代以来的水墨实验工作的回顾和学术梳理，来检验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关于中国画问题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以及与之并行的持续不断的水墨画创新活动，看看我们的“水墨问题”究竟解决得如何。也就是说“水墨实验20年”展的主要学术目标是提供一个对话的空间和理论的平台，让我们在世纪之交再一次认真思考以下问题：

中国水墨艺术真的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了吗？它能否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成功完成自身的现代转型，焕发出新的生命，在全球化的文化背景下赢得与西方当代文化对等的民族文化身份和对当代问题的发言权？

本土文化价值何在？如何体现？现代水墨艺术是否要么与传统彻底决裂才有可能与世界接轨;要么坚守在传统的堡垒中才能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不至于丧失自己的民族文化个性？

二

20世纪以来的现代生活发展和文化全球化进程使中国传统水墨艺术渐渐丧失了它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作为心灵的一种表达，传统水墨又因其陈陈相因而成为对当下感受的双重遮蔽——既遮蔽真实感受的真实性又遮蔽虚假体验的苍白和空洞，它的现代转换因而成为一个尖锐的文化问题在世纪末的中国突显。事实上，给传统水墨艺术“把脉”，对其进行反思和寻求变革之途，可以上溯至以世纪初的康有为和后来的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一些艺术家如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关良、石鲁等人也早已着手进行传统水墨画现代转型的艺术实践，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未能深入下去。

只是到了80年代，这一因历史和政治原因在60—70年代一度中断了的对传统水墨艺术革故鼎新的探索活动，由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而得以在一个真正开放的文化环境中自由深入地展开，并因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得到加速发展。如果说20世纪中国关于“水墨问题”的学术争鸣、理论探讨和艺术创新活动，大致经历了问题的提出、认同，解题方案的酝酿、成型和方案的实施这样3个阶段，则世纪末的80—90年代乃是解题方案成型和实施的关键的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