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孔子》和早先被传运作上市的少林寺都是在借传统的元素寻找商业的路径,这条符号化之路也是中国当代艺术曾经的运动与运作核心。中国当代艺术上行的通道被打开之后,对接着是一条内部并不认可,甚至迷惘的国际化通道,实际上“传统符号”正是始作俑者——这也是今天我们思考问题的聚焦点。
之所以要指出借传统元素对接商业问题,这正是近三十年来流行在中国当代艺术内部的通行密码——没有符号化的东西,是无法在国际这个舞台上取得成功的,这种几乎成为硬性的潜规则,一再改变中国当代艺术自身探索的方向。
那些在国际舞台上不断抛头露脸的当代艺术,却无法被国内艺术界所共识,但是大家都在心照不宣的一起推动这样一个“局”。这便是中国当代艺术行走的一种“游离状态”和处于身份无法确定的尴尬。
今天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个简单而又无比矛盾的道理:中国当代艺术之所以成功就是基于传统的“灵魂附体”——一方面它是最激烈的批判或抵抗传统,另一方面用嫁接的方式,寻找“中国传统元素”让自己通往被追认的国际化标签之路。
电影《孔子》被拍得毫无创新意识,非常程序化,用这样一种方式却迎合市场——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体制如同电影机制一样,商业决定一切,而毫无尊重艺术的可能性,就不难理解网上出现大量的“反孔精英”,其首映即创造了最低票房纪录。
孔子之所以被拍得非常没有想象力,甚至是极度保守的写实状态,就是基于这个社会太过于现实,而利益权衡之下的艺术表达,就成了一种被抽空的现实表达,这种表达只是一个商业程序的表达,而无法唤醒人们内心的真实认同感——同时也不够虚拟,而无法带来未来感。
这种商业现实感很强的表达极为类似中国当代艺术批判现实的符号化艺术,它是一种平面化的现实,而不是多维角度能够指向未来的现实,在聚焦艺术界更多资源为其所利用,同时也极大的障碍了艺术资源的更多可能性与表达。
“平面化的现实”艺术有其发展的土壤,但是问题是中国当代艺术自身发展的障碍就是这种宏大而又简单的现实符号在作祟——因为从一开始就让自己陷入到这种制作企图很强的符号化元素中,虽然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取得市场化成功的一条创作“经验”,但它极大蒙蔽了当代艺术在中国语境中其他线索的发展——特别是没有回到内心真实或精神层面的需求中,这就是当代艺术一直被诟病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电影孔子或者各种孔子产业,无非是挖掘了一个可以商业化的“中国符号”,而这种孔子的现实与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是如出一辙。
今天的艺术界,正是处于这样一种非常世故,非常浮肤的艺术价值观在主导的阶段,而这一切都是值得怀疑也需要改变。
艺术界需要搭起新的框架
中国艺术界正在成为各方利益需求的现实乌托邦,在现实的叙事与表达里寻找名利场而非自身创造力的延展,而离开现实这个可视可感可具象分析的平台,艺术似乎就等同于没有出口抑或被定性为“不当代”。而悖论的是这种当代艺术在批判评现实的同时却让自己同样成为一种需要被否定的“现实”——这就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自身发展逻辑悖论。
基于这种利益现实,艺术界特别代表学术判断的系统这些年工作重心倾向与趣味上,仍然是在对被市场化艺术的不断做“锦上添花”的文章,并不是以更开放的心态与眼光将工作放在未来的中国艺术力量刺激或挖掘上,这是充满问题的艺术界值得思考的。
有什么样的利益很可能就导致有什么样的艺术类型——这是今天艺术界需要警惕的,它不单只是困惑,而可能真实的转化为一个艺术的现实标准。
在批判宏大的社会现实观念主导下,中国艺术界却又过早的落入到了满足个人的现实里,而批评家、策展人与艺术家裙带关系过深,则直接导致了艺术所承载的价值在学术范畴的贬值——而艺术界主动求新求突破的力量,没有得到很好的阐释与放大,这是中国艺术界非常危险与保守的结构,这也是艺术界无法创新和释放出更新资源的根本原因之一。
艺术界需要搭起新的框架将成为内在的趋势或共识。艺术界形成的现有“机制”已经不足以反弹新艺术资源的信息,而亟需一个能够指向更未来的框架平台,从而构成多种层面、观念与形态的“复式”或“立体”式承载结构,而非排斥其他艺术实践的单一信息界面。
近些年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将观念,自由表达,多元化,可能性当做工具,并没有真正重视其内在的价值和创造力,直接导致了艺术简单的功利化的模式化和类型化——而遏制了艺术的活力与真实的表达,或者是艺术对于现实的不完全表达。中国当代艺术在这样一个现实情境下构筑的特效性质的“景观”,构成了艺术自身发展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也直接了放大商业艺术的力量,而不是助推艺术未来的可能性。
因此,中国当代艺术这些年利益链上构建起来的“现实”是一种平面化的现实,实际的实践过程中,这种被主观化的平面现实难以释放出相对现实的客观现实,而无法在更高层面上对应不断发生新现实的中国语境的需求——这也充分证明了之前被价值化的中国当代艺术需要重新评估的根本原因。
“平面化现实”的悖论
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平面化的现实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后来最为重要的评判标准或好艺术与坏艺术的人工参照系,这也直接导致了艺术界在开发与释放艺术新资源和新观念上,势必成为评判标准杠杆的“静止物”,而障碍了新艺术发展新动力——当代艺术自身的颠覆和先锋性,在中国这个现实里却被投机转为一种商业的卖点修饰或外观广告,而不是真实的源动力。
当然今天处于知识结构更新、如何认识新现实、学术伦理是否已经模糊、价值判断出现紊乱的批评界,仍然不太愿意反思释放艺术资源的“机制”,而一味的喧嚣在对“艺术史书写”与“艺术历史”的最新流行情景中,而忽略了动态的当代艺术要比僵化的艺术对未来更为重要。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批评家和策展人又开始了新一轮为自己辩护或塑造话语权的时间节点——这是最近一个很显著的倾向,当然本质上看,这又是一场话语权和维护自己利益的现实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