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开始，直到9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运动，虽然是在向世界开放的背景中开始，但事实上是向西方100年的现代艺术史开放的。一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向世界的开放才成为一个在同时空和西方的交流，那么此前的交流，都是和西方的艺术史在对话。
1980年代的艺术，一开始就是把毛模式作为反叛起点的。我把整个1980年代分成三个时期， 1979—1984年，这个阶段是整个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在艺术上我们可以看到两条明显的线索，都是针对“五·四”到毛模式艺术观念的：一条是对写实主义的反叛；一条是对写实主义的校正。
反叛和校正
对写实主义的反叛有这么几个情况可以注意：一个是形式主义风潮。就是西方早期现代主义的影响。二是和西单民主墙一起诞生的艺术。三是新壁画运动。其实从1930年代起，现代主义的艺术观念一直被压制，作为一股潜流状态一直存在于地下。这里引出一个现象，即从1979年开始，直到90年代，中国的现代主义运动，虽然是在向世界开放的背景中开始，但事实上是向西方100年的现代艺术史开放的。一直到90年代中期以后，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向世界的开放才成为一个在同时空和西方的交流，那么此前的交流，都是和西方的艺术史在对话。
诞生在西单民主墙的艺术，影响最大的是1979年的“星星美展”。当时发表率最高的作品是王克平的木雕《沉默》，嘴被塞起来，眼睛被封住。《星星美展》在早期现代主义风格的试验里面，最具创造性，他们把政治―那个时期人们心灵中伤痛的感觉，通过现代主义的语言因素转换出来了。星星美展其实也开创了中国当代艺术与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二个1980年代的倾向就是对现实主义的校正。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伤痕艺术；一个是这种生活流和乡土风。中国的写实主义从文革模式脱出来，开始往回走。大家知道中国的革命写实主义是受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响。到了程丛林这一批知青艺术家之后，开始退回到批判现实主义。
陈丹青这时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陈丹青的作用主要是对现实主义正本清源，中国1949年以后接受的现实主义，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56年，苏联派他们的艺术代表团，后来又派马克西莫夫在中央美术学院办了一个马克西莫夫的油训班。马克西莫夫对世界艺术甚至对苏联，也不是一个重要的画家。但是在中国对1950年代以后的艺术史非常重要。他教给人们怎么画苏联式的现实主义。
陈丹青的出现，正是从俄罗斯的批判现实主义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新回到法国，重新回到生活的瞬间，重新回到视觉造型本身，当然是在现实主义模式的范围内。
当时校正写实主义潮流，还从当代一些写实主义流派中汲取营养，罗中立的《父亲》，作为伤痕时期最重要的作品，不但是在感觉和内容上，触及到那个时期人心灵上的伤痛，同时也超越了当时伤痕潮流中大量的苏式写实主义的模式，吸收了超写实主义的语言因素，极大发挥出画面视觉造型的冲击力。
外来文化拯救中国文化
到了1985年这一代人，他们也插过队，但文革前后的对比，不再成为影响他们思想的重要社会环境，重要的社会环境是1970年代末，整个中国在那时出现的出版热潮，就是大量的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的出版和译介。如果我们把谷文达、黄永砯、王广义、舒群等人当时读过的书，做一个书单，那是非常惊人的。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读过弗洛伊德、萨特、加谬等很多现代派哲学和文学的著作。他们一开始很多作品是用艺术来表达他们读书以后的感想，包括他们的作品的题目非常像哲学命题，很形而上化。如谷文达《文明史》、《宗教和科学》，这都不是艺术擅长表达的东西。南京杨迎生的作品题目是《被背影遮住的鸽子和远逝的魔方》、柴晓刚的《扶梯上的神秘主义》、叶永青的《被窗外的马注视的女孩正注视着我们》，这些题目都有点哲学命题的味道，类似的题目很多。
整个1985年代的现代艺术运动，两种样式非常流行和模式化，一个是超现实主义，包括形而上画派这种风格；一个是达达，包括达达现成品的使用。中国的现代艺术运动，每个时期的发展都跟资讯的输入有关系。 1985年秋，中国美术馆有一个劳森伯格个展，你可以看到，一夜之间大家都玩起了现成品。整个1980年代中期强调用西方外来的文化拯救中国文化。丁方的《城》系列从1986年开始。中国是一个城，从城中想寻找突破，作品中用了大量西方基督教的符号。王广义的《北方极地》有着静、崇高的感觉，是他当时特别强调的。在舒群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西方宗教符号的使用。
黄永砯早期的作品表达的是达达的观念。谷文达1987年的作品思路也是达达的。吴山专和他的一些同学的作品，《红75%，黑25%，白25%》，他们是一个小组，作品把时下无聊的日常口语，用文革大标语、大字报的暴力方式转换成艺术语言，是一种达达式的波普。1980年代中期的另一条线索，对受伤害的自我表达，呈现热情和冷漠的两种感觉状态，而且大多数作者集中在西南和东南两个地区。张晓刚、叶永青、毛旭辉、潘德海的作品，都强调笔触在画面上的情感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