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艺术之其他线索

这个时期还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个是出现了大量的现代抽象水墨画。一个是在江浙一带出现材料美感的作品热潮。

1989年，美术馆有一个塔皮埃斯的个人展览。这个展览也给中国艺术潮流发生变化以契机，在江浙一带出现了一批艺术家就是强调纯粹性，强调材料感觉。《中国美术报》做过一期“纯化语言”的讨论，浙江美院还有人组织新学院派。大多针对85新潮时艺术中大量的政治和哲学因素，想把艺术从这个因素里清理出来，并强调学院的制作精良感觉。这是很多人所以接受塔皮埃斯材料感觉的心理环境。江浙一带出现很多这样的艺术家，如上海的张建君、徐虹，江苏的刘鸣、金锋等一批艺术家。包括余友涵、丁乙、王子卫等抽象画家的出现，都属于1987年的一种转折。

1980年代中期出现一个现象，美院教师开始从写实主义入手，回溯欧洲油画的线索。伤痕艺术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回溯到巡回画派的批判现实主义，陈丹青为代表回到法国的19世纪的现实主义，到了靳尚谊和杨飞云，1980年代中期学院写实主义油画，又开始退到古典学院主义。请注意学院现在的一些画家，有的艺术家又追求文艺复兴的风格，寻找文艺复兴造型和构图的一些稳定庄严的结构感觉。这是只有中国艺术才有的一个特别线索。1987年左右出现的写实主义学院化倾向，还包括象新潮艺术那样接受西方超现实主义的语言模式但强调画面处理的现象，画面强调精致和写实技法的精湛。中国艺术家很聪明地发现超现实主义语言的“模式捷径”，把一个不同的场景中的现实人或物放到一起，让画面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何多苓1987年的作品《亡童》，画面把行走中的前后两匹马都截成不完整的半截形象，使画面显得莫名其妙。还有把飞的鸟、木杆，放在画面主要人物的头部，采用的都是传统写实主义特别忌讳的构图。陈文骥的一件作品，画一个很写实的提包，突然把背景变成一个平铺的灰颜色，现实的物象从现实的场景中被抽离出来，提包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其实从此开始，这种语言方式就成为中国学院主义的一种固定模式，一直延续到现在。

新文人画也是这个时期成熟的。1980年代中期董欣宾的出现，影响到南京一批人，超越写实主义的造型方式，重新回到文人画强调笔墨的观念上。董欣宾的继承以及影响了他周围的一批年轻艺术家，朱新建他们这批人出来，又对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强调笔墨的趣味，但新文人画和传统文人画的最大区别，在于新文人画抛弃了文化的雅和书卷气，强调人的各种世俗感觉。
失去信仰的支撑点

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的现代艺术展，是1980年代的一个总结性展览。 “枪击事件”原件是肖鲁在浙江美院的毕业作品《对话》，开展的时候，她朝自己的作品打了两枪。现在这个作品有争论，我把这个看成一个事件作品，《对话》是肖鲁的毕业创作，在美术馆开枪就改变了她女性原初的感觉，而构成一个事件性作品，因为在中国美术馆开枪，是唐宋撺掇了肖鲁，唐宋因此开始参与到这个枪击事件中，并且因此被捕，一直到被放出来，事件完全按照唐宋预先的设计发展和结束。作品的性质就从表达男女情感纠葛《对话》，转变为在北京中心地带开枪的《枪击事件》，作品的方式和内涵发生非常重要的转变。枪击事件完了以后，我去监狱接他们，唐宋说了他们刚被抓进去时，把他们塞到桌子下面，踢他们，后来一验枪，发现不是一个简单事件，据说马上汇报到中央，当上面有指示后，他们在监狱得到善待，并且很快就被放了出来，转危为安了。但是其中的危险性一直存在，即使枪的主人、作者的高干背景都计算到了，如果换一个时间段，不是1989年最宽容的年头，结果也可能会不一样，但一切条件都具备了，老天成全了这件作品。

1979年一直到1990年代初这段的艺术，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艺术的思潮和社会的思潮密切相连，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每个时候的艺术思潮有相对的焦点，都可以看到它明显的针对性，比如说1980年代初社会的拨乱反正思潮，和艺术上针对文革的高大全、红光亮，强调小苦旧。1980年代中期整个社会思想界的文化批判运动。1989年之后，整个社会上的无聊和茫然的情绪，和艺术上出现的现象也密切相关，但1990年代中期以后，突然艺术思潮和社会思潮的连接点变得暧昧不清，也找不到社会思潮和艺术思潮的焦点，或者说艺术和思想解放运动之间的紧密关系，突然间失去了，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个性化。所以我把1990年代初并在1980年代来谈，把它们作为一个总的阶段来看，把界限划在1990年代中期，如果只是把1990年代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容易把已经鲜明的艺术问题给混淆了。方力钧、刘炜、刘小东、喻红、宋永红、王劲松的这些作品大家都很熟悉了。我们看这批人的东西，和1980年代中期关注一些大文化的作品不同，突然到了后八九这批人，他们的作品不再有这种大文化的视点，开始转向个人，他们的画面里都是画自己，画自己的同学、朋友、亲人。同时他们回到写实主义手法，以生活中一些无聊、偶然的片断入画。我以为现代艺术展和天(an)门事件有某种象征关系，现代艺术展体现了整个1980年代艺术家用西方文化拯救中国艺术的企图，那么天(an)门事件，也代表了整个社会对西方民主制的呼唤，结果也相似。这之后，对文化的拯救这种理想主义的怀疑、失望和茫然，成为那个时候的普遍心理。或者怀疑文化拯救本身就不可信，拯救只能拯救自我，那么自我是什么?自我很无聊，找不到意义，找不到信仰的支撑点，所有1980年代中期大家热衷的弗洛伊德、萨特都不再能成为人们精神上的营养品。

我写这批艺术家时，用了一个词“泼皮”，这个词是一个世俗用语，魏晋之后，泼皮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一种心理状态。在所有有佛教的国家，只有中国和华人居住地才有“嬉皮笑脸”的弥勒佛造像，这种造像的产生，我以为和中国人长期生存在无奈的心理感觉中有关，泼皮的，有一点玩世的，无所谓的，嘻嘻哈哈的，他解脱了心理上的很多压力。方力钧的光头傻笑的形象，和弥勒佛造像作比较，它们之间有一种莫名的相似感觉。就是在1989年以后的环境就是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生存环境，背景所造成的。

消费一切的时代

“政治波普”，就是政治的波普化。我们回忆下，1990年代初期政治波普之后，社会上曾经流行重唱毛泽东歌曲热，很多歌星出来唱毛泽东歌曲，但是以流行的处理方式和心理状态来唱的，这是一种转换，向过去的一个时代告别，毛对于我们这一代和更老点的人来说，是仰望的，但现在毛突然被印到打火机上，水瓶子上，变成一种把玩品和消费品，这个时候毛的形象再次出现时，是在被消费的状态中，被消费掉了。这就是革命时期的文化突然被商业文化冲击时一种心理状态。后来我在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时的一些画家中，看到和中国的这些艺术家非常相似的东西。

前苏联艺术家一位艺术家有件作品，列宁肖像下面有一条列宁“语录”：“可口可乐才是真实的东西。”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直拒斥的东西，突然在一夜之间成为主角。那时流传一个笑话，说美国人向总统报告说：“苏联人宇宙飞船上了月亮，正把月亮涂成红颜色。”美国总统说：“不要管他。”过了几天，又报告说“快涂满了。”总统还说，“不要管它。”最后报告总统“现在月亮被完全涂红了。”总统说：“是吗?我们派个卫星上去，在红底子上，用白色写上可口可乐。”